《海上述林》:珍重的纪念
栏目:时光
作者:赵菁  来源:中国艺术报

  暮年的鲁迅不断承受着友人离世的痛苦,他青睐多年、才华横溢的画家陶元庆,左联青年作家柔石、殷夫,未名社“好意的朋友”韦素园,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旧战友刘半农……在六七年间相继辞世。鲁迅失去的最后一位挚友是瞿秋白。在人生的最后一年,鲁迅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编校出版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中,这套饱含情感的作品也是他编书生涯的绝唱。

  1935年6月18日,时年36岁的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杀害于福建长汀。6月24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它兄(即瞿秋白)文稿,很有几个人要把它集起来”,这封信透露出鲁迅已有将瞿秋白的文稿编辑成书的意图,此时距瞿秋白牺牲尚不足一周。

  瞿秋白博学多识,作品内容涉猎甚广,体裁丰富多样,翻译、创作均功力深厚。鲁迅杂文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中的12篇文章实际为瞿秋白所作,这些文章足见他学识的渊博、论述的严谨和文风的犀利。在鲁迅看来,瞿秋白首先是出类拔萃的俄语翻译家,他的翻译涵盖文学作品和理论著述,已至“信而且达,并世无两”的境界。鲁迅当时在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他对自己的译笔时常感到不满,在给萧军的信中,提及《死魂灵》的翻译时,他认为“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这是鲁迅唯一一次对反动政府杀害瞿秋白直接表达愤怒。

  面对统治者残害忠良,鲁迅一向认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决意编书后,他立即与瞿秋白的生前好友郑振铎、茅盾、陈望道等商议编辑体例,众人一致同意纪念文集先收录瞿秋白的译作。在致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的信中,鲁迅细致地描述了对文集的设想:“秋的遗文,后经再商,终于决定先印翻译。早由我编好,第一本论文,约三十余万字。一排好复印,不久可出,第二本为戏曲小说等,约二十五万字。”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中“先印翻译”的说法,似乎也隐含着鲁迅有继续编印瞿秋白创作作品集的构想。

  在许广平的回忆中,《海上述林》通过瞿秋白生前好友众筹经费,鲁迅负责实际的编务工作才得以诞生:“从排字到打纸版,归几个人出资托开明书店办理,其余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项工作,则都由鲁迅经办,以便使书籍更臻于完美。”此前,瞿秋白已将苏联文艺论文集《现实》和《高尔基论文集》两部译作交给现代书局并领取了版税。为了让《海上述林》完璧,鲁迅额外花费200元将这两部译稿赎回。

  对反动政府的怒火、对挚友惨遭毒手的悲痛和深挚怀念交织出巨大的力量,支持着鲁迅拖着愈发沉重的病体,争分夺秒地编辑《海上述林》。根据鲁迅日记的记录,上卷《辨林》的编选工作仅花费两周,编好即约郑振铎商议排版、印刷诸事。文稿校对从1935年12月6日持续至1936年4月22日。编校妥当的文稿交由上海的印刷厂排版、打成纸型,由内山书店送至东京的书店印制。鲁迅不惜工本、大费周章地将书送到东京去印刷、装帧,就是为了让这部书的质感尽善尽美。与此同时,下卷《藻林》的编选工作也已完成。1936年10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特意注明:“下午《海上述林》上卷印成寄至,即开始分送诸相关者。”

  《海上述林》为纪念本,一共印制了500部,分为两个版本。麻布封面、皮质书脊、书口刷金的为精装本,定价三元五角,共印100册;靛蓝色天鹅绒封面、书口刷蓝的为平装本,定价二元五角,印制400册。收到上册之后,鲁迅亲笔拟定了赠书名单,除了当初资助书籍出版的朋友,最引人瞩目的是排在首列的“内地绒三”字样。“内地绒三”指的是将三册绒面书赠送给延安解放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目的是希望瞿秋白在译介苏俄文艺方面的贡献和价值能被更广泛地传播。

  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着两个版本的《海上述林》,其中麻面皮脊精装本为上下两卷,蓝绒面平装本为上卷《辨林》。两册书总页数近700页,收录有原作者照片、画像和文艺作品插图若干。两册书的书名为鲁迅题写,烫金印制,内页均为重磅道林纸。两部书装帧极美观端丽,鲁迅自己都忍不住称赞“殊漂亮也”,“中国书没有这样讲究的出过”。如此完美的作品又令他在满意之余倍感痛惜:如果瞿秋白还在,“见之亦当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

  鲁迅在编书之初,已经对这部书面临的风险有所预料:“此地出版仍极困难,连译文也费事。”实际上,为了逃脱日益严苛的审查,顺利出版,《海上述林》甚至没有留下译者、编者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诸多讳莫如深又不言而喻的“密码”。比如,扉页的“诸夏怀霜社校印”;再如,冷静、克制的序言;又如,封底的“STR”标志。“诸夏怀霜社”是鲁迅专门用来编印《海上述林》的名号,“夏”指“华夏”,“霜”本是瞿秋白的曾用名,又令人联想到“秋”“白”之意。封底的“STR”为鲁迅手书,取瞿秋白笔名之一“史铁儿”的首字母。另有研究者认为“海上述林”之“林”取自瞿秋白被捕时用的假名“林祺祥”;书名也可读作“林述上海”,指代瞿秋白在上海时期的译著成果。这些隐晦的细节,在当时是无奈之举,似乎也可以将它们理解为鲁迅在为瞿秋白寻找知音,有心者必然会因种种默契而心领神会。译者无名,但他的名字众人皆知。鲁迅在细微之处的良苦用心也令人肃然起敬。

  就内容而言,上卷《辨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艺理论翻译,下卷《藻林》为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翻译。“辨林”“藻林”的命名,也暗含鲁迅对瞿秋白理论素养与文学才能的评价:“辨”,论述严谨缜密;“藻”,文笔斐然成章。鲁迅认为能把艰深晦涩的苏联文艺理论文章翻译得像瞿秋白一样清楚的,“中国尚无第二人”,瞿秋白的翻译成就“足以益人,足以传世”。仅从翻译上看,他的牺牲“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挚友译笔原貌,鲁迅甚至放弃了以往事无巨细的校对风格:“只改正了几个显然的笔误和补上若干脱字”,对于译名不统一、缺少注释等,“均不订正,以存其真”,力求让这部文集如赤子般完整、真实地呈现瞿秋白的才华。

  1936年夏秋,鲁迅的健康再次急转直下,肺病曾严重到无力执笔,连记了一辈子的日记也不得不暂停。在给杨之华的信中,他谈及《藻林》收录的瞿秋白翻译高尔基作品:“……译者早已死掉了,编者也几乎死掉了,作者也已经死掉了,而区区一本书,在中国竟半年内不能出版,真令人发恨。”鲁迅之“恨”,纵然来自当局对这本浸润着革命者心血的书的忌惮、书商的轻慢,也蕴含着时不待我的迫切。因书局、印刷局的拖延,《藻林》的出版流程比鲁迅计划的要漫长,他百般催促仍收效甚微。他最为疾病所苦之时,曾把一部分校对工作交给许广平,然而只要身体稍有好转,必亲力亲为,只想尽快完成夙愿。《藻林》校完,19天后,鲁迅溘然长逝。最后的时日,他忙着分送《辨林》、撰写并联系杂志刊登广告、催促《藻林》的印制,惦记着用报纸出版普及本……遗憾的是,他最终也没能见到《藻林》的出版,他收藏的《海上述林》到底也缺了一册。

  鲁迅多次表示《海上述林》 “纪念意义居多”,许广平回忆鲁迅拿到刚印好的《海上述林》时曾说:“虽然是纪念‘阿苦’(瞿秋白),其实也是纪念我。”在冯雪峰的回忆里,鲁迅还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从《海上述林》编印、出版过程,也可见这部译文集的纪念性。然而《海上述林》绝不只是“悬剑空垄”式的个人化纪念。这部沉甸甸的书,在收集、整理、保存、传扬瞿秋白的精妙译笔和文学成就之余,寄托了鲁迅与他的深挚友谊,更承载着人们对于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不屈反抗。

  自1936年初版问世以来, 《海上述林》多次再版。英年早逝的瞿秋白在作品中、在一代代读者的阅读中得到了永生。这一切正如鲁迅的预想:“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