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对现代的启迪”学术交流活动日前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入挖掘“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探求古文献在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王宇信、刘一曼、李零、胡平生、荣新江、郝春文、胡忠良、马忠文等甲骨、简牍、敦煌、明清档案等领域的专家，分享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的研究成果，交流了“四大发现”在当代的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探讨如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国古文献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努力，使中国之旧学自甲骨文出土而另辟一个新纪元。 ”王宇信表示，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为殷商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一曼认为，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促进了考古学尤其是殷墟考古学的发展，它使中国的考古发掘走向了科学的轨道，同时甲骨文资料为考定殷墟文化分歧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

　　郝春文认为，敦煌古代文化遗产可以使公众领略古代中国处于世界领先时期的风采。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公元四世纪至十一世纪的文化遗存，这一时间，中国虽然经历了分分合合，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等，但是与当时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依然是当时世界制度最先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盛的国度，科学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敦煌石窟和敦煌遗书等文化遗产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特别是隋唐时期，社会风貌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追求宏大和厚重的情怀，比如莫高窟的两尊巨像都是唐代完成的，敦煌壁画也是在唐代出现巨制。二是在隋唐时期女性处于开放、张扬的时代，比如敦煌遗书里出现了很多《放妻书》，其中分开原因有古代所说的‘七出’，但也有不和、不悦，这说明在唐代感情不和也可以离婚；敦煌遗书还记载了女人可以结社，可以组织社会活动，以及女子在寒食节可以以足踏地、连臂成行，这都说明当时妇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四大古文献的出土或发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盛宴。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主办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展出了甲骨、简牍、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多种类型的珍贵文物文献共249种、382件，是迄今为止“四大发现”主题相关文物展出最大规模的展览。展览自预展开始面向公众开放以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观众参观踊跃。截至目前，参观展览人次已突破1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