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自觉”说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开始，青木正儿和鲁迅都承续了该说法。前二者是站在文学和儒学道德分离的层面论述，鲁迅则从文艺和政治分离的层面论述。后来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研究《典论·论文》时沿用了此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曹丕的文章观念是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底色的政治思考之上的。

　　“文章”是什么

　　曹丕所论“文章”有特定所指，虽可划入文学，却不能和文学等价。“章”字主要有三种解释：1、《说文解字》云：“歌所止曰章”；2、指花纹、文采；3、古同“彰”，彰明之意。在汉末魏初之际，“文章”一词主要运用的是“章”的后两种解释，即文采之文和以文来彰显。

　　文要有文采，从“诗赋欲丽”可见，自不待言。而以文来彰显，却有政治倾向。《人物志》言：“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能作文著书的称为“文章”，且把儒学和“文章”相比较，表明“文章”不仅是“著论属辞”，还得以圣人之意为宗旨。在《人物志》中，圣人显然指儒门圣贤。可见，“文章”一词，有着传续儒学圣人基业的意味。

　　同时，在《典论·论文》中，曹丕举了三个作文不朽实例，分别为西伯幽演《易》、周公制《礼》和徐幹著《中论》。从内容上看，三者都以仁义礼智为宗旨，以文传达儒家圣贤的思想道德。从“文章”的一般意，和曹丕对于这三者的肯定，可见“文章”带有儒家教化蕴意。

　　文章的本质：“文气说”

　　《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认为文章由“气”主导，气有不同类型，不能强力而得。形如音乐，虽有优劣，但是长辈不能传授给后辈。他把文和气相结合，气由天赋，不可改变。不同的气表现于个人则为不同的才力秉性。《人物志》指出：“禀气阴阳，性有刚柔。拘抗文质，体越各别。”人的性质由气决定，才力多寡不可转移和增减，所以人只能凭借“天赋之气”，各尽其材。

　　君臣因才能不同，所做的事亦不同。“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众材也。”君臣各有其才，应各安其位，不能僭越。作为太子的曹丕，自不希望有人能篡取政权，更何况此时曹丕太子之位并不牢固，和曹植的争夺仍在进行。曹植才高八斗，文采斐然，在当时亦是以卓越的文学才华被时人赏识。因此，在曹丕看来，曹植禀承文气，就应安于才气，在此方面有所作为，而不是与其相争太子之位。

　　此外，曹丕此说亦是警告结党营私之人。东汉末期，朝政深受宦官外戚干扰，为人臣却僭越天子权势，曹丕吸取教训，上位后颁布诏书，云：“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把外戚的权力收归中央，此种匡正纲纪的做法，曹丕为太子时，亦当早有打算。《典论·论文》指出：“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汉代的举孝廉政策，催生了士人交游，由此又易形成党派，曹丕深谙其中道理，以此告诫文士，要自属文章，不要通过攀龙附凤，远播声名。

　　再次，“文气说”还有维系朝政一统的寓意。“文章”在根源上，都来源于气。既然文本质相同，就不应囿于己见，相互攻讦。要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上，守其分、尽其才。

　　文章的作用：文章经国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有些学者认为，这句话说明作文可以不朽，把文学提高到了极高的高度，体现了自身的独立价值。该论有其正确之处，但非曹丕本意。

　　在曹丕看来，作文是通达不朽的途径之一。古有三不朽，为立德、立功、立言。而曹丕对立功避而不谈，只论后两者，“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通晓典籍的曹丕，却刻意省略“立功”，抬高“立言”，何故？结合“文气论”则一目了然。人秉气不同，才性亦有殊分，有作文之才，有治国之才。文章卓著之辈秉受的是文气，以曹植为代表。故而把立言抬得如此之高，则在劝告曹植等人，安心自己的“文章”事业。

　　同时，因为文的本质一样，即著文要在德性伦理的框架之内，要符合伦理纲常，以儒家思想为旨归。正如徐幹《中论·艺纪》所言：“艺者，以事成德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文学技艺只是为了成道德之事。徐幹曾得曹丕盛赞，曹丕认为他恬淡寡欲，其文《中论》辞义典雅，可以流芳百世。而《中论》主要以儒学道德仁义为主题。徐幹认为人之所以不朽则在于学，学则学六德、六行和六艺，“六德”即智、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婣、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无一不体现儒家思想。曹丕对其夸赞表明，作文若以宣传儒家教义为宗旨，则为经国大业。

　　在老庄思想方兴未艾之时，重提儒家思想，不仅有利于曹魏统一天下，同时，对于正处太子之位的曹丕来说，亦十分必要。曹操说：“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在政治上，曹操以礼为首，选派诸儿督察时，以“慈孝不违吾令”为准绳。曹丕以儒学为宗旨的文学思想，正迎合了曹操的心意。

　　综上，《典论·论文》并不鼓励纯文学创作，也不主张文章的自觉独立价值，反而是强调文章著述要以儒学大义为根基，使文章为大一统服务。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