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故乡，高速公路上妻子和女儿在车内昏昏入睡，为了抵消独自驾车的困意，我喜欢跟随车载CD播放的经典老歌哼唱。唱着唱着女儿醒来，惊异不已，她想不到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竟然每一首老歌都会唱，并且记得那些她感到完全陌生的歌词。她知道我似乎并不太关注流行音乐，对当下的新歌也所知甚少。她难以理解我经历了什么，会对老歌与新歌的认知如此不同。我告诉她，我经历过歌唱的年代。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的家乡豫南农村出现外出务工浪潮。一个年轻人在南方找到工厂，就回来鼓动村子里的同龄人：“走啊，到外面的世界去。”那时我八岁左右，记事如刀刻的年纪，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多么精彩，以至于凡是出去过的年轻人，老家再也无法蹲下去了。他们春节前回到村子，参加聚会，浑身荡漾着激动的情绪，短短待几天，就急吼吼地去县城买南下的火车票。

　　那年春节我邻村的表姐阿云初中毕业，也要外出务工，来跟我们村外出的年轻人汇合。村子里的老人坐在屋前晒太阳，孩子们玩“跳房子”的游戏，我跟表兄阿毛站在村口的水井旁，看着表姐夹在一群背着硕大背包的年轻人当中，沿着田间弯曲的小路，慢慢消失在田野的尽头。那天暮色四袭的时候，有个青年在村口大声歌唱：“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我和村里的孩子也开始学唱这首旋律彻人心扉的《故乡的云》。那时费翔的歌声流行全国，我们村只有两台电视机，却时时可以在荧屏上看到他绚丽的舞姿、飘逸的长发，浑身都闪耀着光芒。体味一首歌，并不需要实际的人生经历，而是感同身受的心灵共鸣。我们都不是游子，都还只是孩子，却仿佛完全能体会《故乡的云》所表达的游子的心绪。甚至这是一种逆向的理解，我们困守大别山脚下的乡村，连县城在哪儿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什么是游子。

　　彼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还迈不上车梁，掏腿侧骑，就开始自告奋勇骑车去镇上的邮电局帮大人取信。邮递员每个月只会骑着绿色邮政自行车来村里送信一次，我们都等不及。我家没有人在外面，我想取的其实是表姐阿云的来信。车子骑行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我一路歌唱：“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歌声仿佛可以建立与表姐的联系。在邮电局的大信箱，我几乎不用看收信人的名字，只看落款地址就知道是阿云的来信，她在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的一家电子厂上班。只要看到“前山镇”三个字，我便很激动，知道多半是表姐。

　　信取回来，舅舅在屋檐下磕磕绊绊地阅读，时不时被一个字卡住，说那个字有涂改，不好辨认。我猜想那应该是一个词，说出后面一个字。舅舅连声叫好，说你这孩子聪明，不看信都能猜出字来。我心想，这其实很容易。然而舅舅读着读着就没了声，把信纸揉作皱巴巴的一团。后来我知道出了变故，表姐经人说媒，在村子里定有一桩婚事，但她现在不情愿了。大人们很苦恼，因为表姐说不出具体的理由，这无疑是很大的麻烦，在农村退亲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都认为表姐在外面肯定谈了男朋友，而外面的人，在我们看来好坏实在难以分辨。舅舅和舅母先吵起来，说不该让云妮子去南方。

　　表姐就像一朵云，我和阿毛都意识到她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远。由于和家里人争执不下，那年春节她也没回家，我们对她的想念无以复加。我们一起唱《故乡的云》 ，他唱一句，我接一句，我们这样交叉混唱着，在村子里游荡，排遣思念的情绪。

　　一个夏日的夜晚，母亲接到别人捎来的口信，说阿云路过镇邮电局旁的国道，马上还要搭车走，没空回家，想见我们一下。我将消息告知阿毛，舅舅不在家，但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想，我俩匆匆骑车往国道上飞驰。夜空没有月亮，只有星星在闪烁，还好路面是灰白色，我们没有唱歌，心事重重，路上跌了好几跤。

　　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表姐站在国道边，身旁还有一个男青年，看上去比村里定亲的青年成熟一些，他俩脚下有两只皮包。我们猜到这是表姐的男朋友，但也没办法当面确认。表姐笑吟吟地说：“你俩都长高了。”她看上去比在村里时肤色白了一些，耳朵上戴着两只耳坠，夜色下微微闪光。表姐说要跟那个朋友去邻县办事，过几天就回来。阿毛问：“你确定？”表姐说：“是的，最多四五天。”我和阿毛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原本就不善于表达，所有的离别与依恋之情都说不出口，眼看着表姐和那个男青年搭乘过路的班车远去。

　　几年过去，表姐最终回转了心意，没有远嫁，而是留在家乡，和同村的青年完婚。世事浮沉，白云苍狗。阿云表姐跟我母亲很亲近，母亲时常告诉我关于她的消息。表姐一家去了城里，成了城里人，日子越过越轻盈、美好，表姐夫也一辈子很爱她。有时我也会想象，如果她当初离开家乡，选择另一种生活会如何？世事不能假设和复盘，我们每个人都有作出选择的时刻，就像我开车也是对车子行进方向的一次次校准，而哼唱《故乡的云》，则是回望一个歌唱的年代，检阅变幻的人生。这一切，女儿能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