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返吉州记
栏目:笔荟
作者:李晓君  来源:中国艺术报

  今年夏天热浪开始袭击这城市时,我来到这里,在一个主要姓欧阳的村庄,接受烈日和文学的双重炙烤;在热浪长久不肯消退的另一时辰,我又来到这里。每个人在骄阳下都水淋淋的,像从河里拎出来的水禽。巧合的是,这个村落也主要姓欧阳。两支欧阳家族,前者是明代心学家欧阳德后裔,后者则是欧阳修后裔。文学作为一种事业,在这个城市,本来就根深叶茂,人们往往用“五忠一节”来代表这庞大的文学家群体:欧阳修(文忠)、杨邦乂(忠襄)、胡铨(忠简)、周必大(文忠)、杨万里(文节)、文天祥(忠烈)。这些谥号几乎刻画了这个城市的性格。因而,我每每重返吉州,心灵深处不啻是一次朝圣。这样说,似乎显得有些矫情,这座城市我再熟悉不过,但每次来到,又像是初次造访。

  这里人民的性情与气候一样是炽热的,因而在我心里把它形容为一座热血之城。掰指算来,今年夏天我去了不少地方:沈从文家乡湘西、周立波故里益阳、才子之乡临川、傩舞之乡南丰、明益王府所在地南城、颜真卿曾任刺史的鄱阳——都在视觉和心灵上引起刺激和反应,文学是每一处寻访之地的精灵,它的存在让人安慰;而最让我印象深刻和亲切的依然是吉州。我曾经以这里诞生的庐陵文化为主线,写过一本小书《梅花南北路》,对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解缙、王阳明、罗洪先、罗钦顺、罗大经等人物以及白鹭洲书院、青原山、吉州窑等文化遗迹浅显地触摸过一遍。这次再返两个姓欧阳的村庄——蜀口、钓源之余,意外地造访了明代名臣周忱故里吉州山前周家村。

  周忱谥号“文襄”。“文”包含着经天纬地、道德博闻、忠信接礼等涵义;“襄”则指辟地有德、甲胄有劳等意思,代表的是开疆拓土,为国家征服新的领土,多谥于武将。周忱谥号包含着朝廷对这位有学士背景的能臣、财税专家的一种不同寻常的肯定。

  山前周家村是个普通的村庄,周忱是开基祖。宋末元初,其先祖周天骥任吉州总管,定居庐陵。祖父周仲德,为避战乱,在元代迁居吉水县醪桥镇鹳薮村。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十七岁的周忱奉祖父之命,回祖籍入赘吉安府长塘镇山前开基立村,至今繁衍二十九世,现五十余户,后裔二百余人。高速公路穿村而过,时有汽车呼啸疾驰之声回荡,村里有常见的香樟树林,整饬一新的民居、干净空寂的村道,夏日的热浪似有铮铮嗡嗡的金属之声。此前,我对周忱一无所知,相比于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等,他并不以文采出众,在号称“文章节义之邦”的吉州,他没有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虽然,周天骥是吉安周氏棣华堂一世祖,该族是庐陵大族,后人中的诗文家不乏其人,但周忱不属于这一类人。

  他是经世致用的技术型官员,并且成绩显著。作为户工两部尚书,巡抚江南二十二年,总督税粮,在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等支持下,整顿税粮、改革运输,为江南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也为稳定明初经济社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周忱与况钟,既是“桑梓之旧”,清廉为民的品性也如出一辙。况钟任苏州知州九年,任满,百姓留恋况钟,士民张翰等一万多人联名上书朝廷,乞求让况钟留任苏州,皇帝被感动,下诏,让吏部奏升正三品,返苏复任。为此,周忱写下《况知府复任苏州赠行倡和诗卷》,表达欣悦之情。作为同为“豫章人”的周忱,有况钟等作为左膀右臂,他可以充分施展治税理财的才干。周忱深为百姓爱戴,乃至于在任第三年,百姓就开始为他建生祠(为在世者建纪念祠堂)祭祀他。自然地,这位雷厉风行同时谦恭勤谨的官员,发现一处,便撤改一处,并不想沽名钓誉。如,有一次,他乘船经过马鞍山采石矶,见江畔有一高楼屹立,问居民,回答说是巡抚大人生祠,他立马易匾改题“谪仙楼”。广济寺僧修惠,又在楼后建“清风亭”,刻李白《清风亭》诗于其中,周忱用其韵和诗一首,刻在石壁上,士大夫经过,都登览赓和。周忱去世五十年后,江南百姓仍对他念念不忘,兵部郎中陆容上奏时称:“自尚书周忱而后不乏多臣,然江南之民至今思慕不忘者,惟知一周忱而已。”

  周忱作为吉州走出去的一个“好官员”,很能代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的吉州士子形象,虽然这样的官员本身不具有传奇性,论文学,他不如欧阳修,以风神奕奕的巨笔,一扫五代以来骈体遗风,开宋明散文新风,为一代文宗;论行节,他不如慷慨赴难的文天祥,在大地上吟唱一曲壮怀激烈的正气歌;甚至不如比他稍早的才子解缙,总修《永乐大典》 ……但这样一个总体稳健、深具为民情怀、作风务实、聪明善干的官员,除了对少数地方豪强构成威胁,却无不受到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的欢迎。有意思的是,同为江西人的嘉靖时期内阁首辅——被指“专擅国政” “奸党”的严嵩,对周忱也不吝称赞,他作诗称: “尚书旧里说山前,松栢阴阴有墓田。何止乡邦崇盛烈,吴人碑碣更林然。南圻治赋阅星霜,功在朝廷未可忘。中秘储才得公等,贻谋端合拜文皇。”

  虽然周忱的面目在历史的尘烟中不如欧阳修、文天祥、解缙等清晰,但他们忠贞、担当、道义的精神——即所谓“明道救世”的理想是共通的。他们共同构建了属于吉州士人的信仰、价值和道德系统。这样的精神,在民族危亡时,会有挺身而出、勤王救国的英豪文天祥;在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时,又会有周忱这样敢于担当、善于治理、一身清气的官员为朝廷砥柱。吉州——或者说庐陵,形成这样一种具有鲜明地域性的精神文化特质,它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对于今天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乃至于外来者们,它将构成什么样的意义?

  这次重返吉州,我们还去看了当年红军“九打吉安”的展览馆——一个修建于民国时期的教堂,一幅幅让人热血沸腾的画面,再次隐喻着这座热血之城的性格:那些革命者和奔赴信仰之途的烈士,与历史深处的文化血脉,存在着某种深刻的联系。一个个近代“慷慨赴难”的无名者,他们一定在文天祥等人身上汲取了信仰和不惧死的力量。

  从周忱故里到“九打吉安”展览馆,炎炎夏日下,赣江澄碧,红壤鲜赫,绿林如盖。这是座沸腾之城,又是座静谧之城。它以自身的历史纵深和自然面貌,写下了一首具有金属质感和浩然正气的散文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