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外省女子》谢络绎告别《卡奴》，超越《恐婚》，穿过《他的怀仁堂》《到歇马河那边去》，在《六渡桥消失之前》《少年看到一朵牡丹》，经历了《耀眼的失明》之后，借助《倒立的条件》，终于催开了《生与死间的花序》 ——突发奇想地把谢络绎的主要作品串联起来，并非纯然玩弄文字游戏，因为这些小说题目就像一座座路标（甚至是隐喻），昭示了一位青年作家的写作历程和美学追求。个中迷茫、艰辛与喜悦，也许都是深入骨髓的。经过多年的磨砺与调整，谢络绎的写作逐渐变得自觉和自信。毫无疑问，《生与死间的花序》的问世，将她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这实在让人为之欣喜。
这部长篇小说以策展人“我”——罗漫追踪画家鲁开悟一幅画作为线索，以书中“书”的方式在现实与历史两个维度上展开叙事，钩沉家族历史，折射时代变迁，感悟生命奥秘，在历史、当下与未来的纵横交错中构建起一个宏大而绵密的艺术世界，意象丰富，细节饱满，激情暗涌……显而易见，这是一部“野心勃勃”的文本。这种“野心”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画家鲁开悟，在回溯家族往事的过程中，试图重写历史并挖掘出精神根脉；二是策展人罗漫，通过策展试图创造一个“新生”的人，其实是想借此建构自己的价值生活；三是作家谢络绎，她躲藏在语言背后操纵着叙事，试图逃离70后的同声合唱，以宽广而厚重的女中音完成作为“这一个”的自我塑型。三者的“野心”殊途同归，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实现“自我完成”。更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在建构的同时还进行着解构，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双向互动中，小说的审美张力获得极大释放。
先说鲁开悟的“野心”。鲁开悟是出身悲苦的木匠之子，改革开放后走出农村当包工头，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可是家庭惨遭不幸——他的后妻谋杀了前妻生的孩子。身陷囹圄之后，他开始学习画画，成为一名画家。他一直在苦苦努力，渴望能够完成人生的一部重要画作，借此获得救赎。与策展人罗漫偶遇之后，他将自己写的关于家族历史的书交给她，希望她能与他共同完成那幅作品。鲁开悟家族的故事从194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新世纪，涉及四代人的人生沉浮与悲欢离合。鲁开悟书写家族故事和画画，都是为了追溯自己的生命来路和精神之源。鲁氏家族及与其相关的女人是书写的重点，她们以不同的方式苦苦地与命运进行着抗争，身上都焕发出坚韧与激情，引发人无尽的同情与怜悯……鲁开悟从她们身上获得了许多关于生命意义的启悟，创作了《母亲》。后来他又乔装打扮潜入美术馆，拿出《母亲》，以另一幅画作《红蓼》替换。红蓼是一个文化符号，寄寓着立志、思念、别离等意义。这个意象贯穿全书，似乎可以视为鲁开悟精神世界的某种写照。这幅画是用特殊颜料绘制，色彩会慢慢消失，最后变成一张白纸。这个情节让人联想起《红楼梦》中的话：“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历尽沧桑之后的鲁开悟其实已明白，建构精神家园只能是梦想。他和鲁氏家族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生命的过程就是痛苦的抗争，生命的本质就是脆弱与虚无。在小说的结尾，鲁开悟的“野心”其实被消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之书”是一部痛彻入骨的悲剧。
再说罗漫的“野心”。她是一个成功的策展人，成功推出了不少画家，但是她缺少真爱、内心寂寞，渴望在终极意义上参与画家的“自我改造”。她不仅被小画家欺骗，还自以为能影响鲁开悟，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她成为了鲁开悟的“行为艺术”的一部分。鲁开悟在家族史的开篇写道：“朋友，你是我在此地相遇的第一人……”这句话出自《荷马史诗》，是奥德修斯对雅典娜的祈求，后面还有一句话：“但愿你对我也无恶意，请你拯救这些财物，拯救我本人。”这给罗漫造成了强烈错觉，她似乎可以担当鲁开悟的拯救者，所以才会心襟摇荡。当罗漫读完全书时，结尾却是这样的：“你是我选定的影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阴阳回环，促成我的完整。我将你放在远处，看着你，也像在看着我。我让你看书稿，就是想让你经历我所经历的，想从你的反应中找出我的反应，很可能被我忽略的反应。我也因此校正着自己。”在鲁开悟看来，罗漫无非是一个专业的工具而已。他还叮嘱：“但影子是不发声的，罗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关于我的事情，请不要说出去。”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吊诡的是，这个故事又被讲述出来了。所以，罗漫从一开始就进入了自我迷失的陷阱。她并不是上帝，不能创造人，也无法改造人。她甚至不能拯救自己，遑论拯救他人？透过这个人物，谢络绎对人参与精神塑造进行了反思，也对艺术本身进行了质疑。
当然，鲁开悟和罗漫都是谢络绎创造的人物，最终呈现出的是她的写作“野心”。在某种程度上，她的确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可是，同时也带来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物的历史合理性。譬如鲁开悟，他的精神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作家赋予了他太多意义：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艺术可以拯救人生，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面对历史时像一个智者，他最终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之所以说是“赋予”，乃是因为从他的生活经历和心理轨迹中看不到这些观念是如何生长出来的。这让我联想起《艾约堡秘史》中的淳于宝册——也是一个具有诗人和哲人气质的商人，作家张炜耐心而细致地揭示了这个人物在时代环境中生成的历史合理性。显然，这还并不只是一个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关涉着作家的价值观，也就是对生活的整体性理解以及怎样去烛照人物的精神世界。
在当今时代，文学艺术到底还能承担什么？谢络绎通过一个缠绕多姿的双重文本和一场富有想象力的行为艺术表达了她的深入思考。毫无疑问，这部小说已成为她创作的一个新的分水岭，她进入了新的文学境界。尽管小说的标题仍然暧昧而小资（我其实更喜欢最早的题目《如画》），但是小说本身的厚重与鲜明是不容否认的。亦如林白所言，这部小说“有一种流泻感”和“潮湿感”，颇有感染力。假如，这“流泻”有着指向更为集中的喷薄力量或者这“潮湿”含有温暖，会不会焕发出更加酣畅淋漓的超拔震撼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