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母亲
栏目:心语
作者:龙迎春  来源:中国艺术报

  16岁的母亲,坐在狭窄的房间里,煤油灯昏暗跳跃,也就只能模糊地看清对面老师的脸。

  两天前,她和自己的同学吃完晚饭走在街上,遇到了小学时教过半年的、沉默讷言的老师。他们熟络地打着招呼,老师问她们做什么去,她们说走玩去,老师就说了声,明天来我屋走玩啰。

  赴约的只有我母亲。但那一次短暂的聊天之后,她就没再去了,尽管老师送她回家的时候颇有些殷切地说,你再来。

  直到后来,老师在另一个场合看到她,问她为什么没去,她也只简单地说去别处了。

  “没得什么讲的,我觉得不太好,坐在那里不蛮自在。”母亲就这样语焉不详地打发了我问到的,她和我父亲之间难得的一点接近暧昧的时刻。

  那时候,我们正不紧不慢地往宝石山的初阳台上攀爬,我想让母亲从高处看看夜间静谧的西湖。

  海拔不到200米的高度,对于年轻时下乡干过农活,即便到今天,也每天都在城市里跋涉于菜场和家庭之间的母亲来说,毫无挑战。

  路灯不明不亮,夜风习习,刚刚摆脱了广州的湿热,尚未入梅的杭州带给她一种格外的清凉和松弛,大约也是她愿意与我分享往事的契机。

1

  对于祖辈和父母的旧事,幼年时我们无从关注,青年时远走他乡,中年时应对家庭和事业,即便父母在身边,我们似乎也少有兴致和时间,去探问旧事,尤其是父母之间的爱情。

  关于回忆,君特·格拉斯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将回忆喻为一层层的洋葱,第一层干巴巴的,一碰就沙沙作响。下面一层刚刚剥开,便露出湿漉漉的第三层,然后是窃窃私语的第四层和第五层——

  “每一层洋葱皮都出汗似的渗出长期回避的词语,外加花里胡哨的字母,似乎是一个故作神秘的人从儿时起,洋葱发芽时起,就想要把自己编成密码。”

  真相和谎言在记忆中纠缠生长,再加上岁月在流淌过程中造成的褪色、失真,模糊、变形。所以当我们试图调集的时候,即便努力地想要去还原一幅无缺的历史图景,却也未必就能拼得整全真实。

  更何况,母亲对我,大约也只能展示那沙沙作响的第一层,更多的,独属于她的隐秘的痛苦和欢乐,都隐藏在更深的内核。也许,她偶尔会念出芝麻开门的秘咒,解锁探寻;也许,那里早已如故园残垣上的古木藤蔓,看似盘根错节,却与历史上的王国毫不相干。

2

  父亲高中毕业时尽管成绩优秀,但因为罹患肺结核,未能报考大学,于是背上行李回到吉信镇上,做了一名代课老师。

  母亲总是说父亲沉默寡言,但在我记忆中,他虽然不算话多,却因读书很多,口才极好。

  母亲刚好是他五年级班上的学生,可是他到底是教语文还是数学,母亲却一点都记不起来,而父亲早已长眠不醒,无法求证。

  母亲对于自己不爱学习从不讳言。她有一个爱学习并且成绩很好的哥哥,初中时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却因成分问题无法上高中。舅舅就跟我们说过,假期她妹妹从不做作业,临到开学,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去求他作弊,在短时间里,把作业全部做完。

  人总有长处。母亲的名字叫明丽,人如其名,少年时的母亲漂亮、阳光,不知道为何在湘西武陵源山区,却除了肤色之外,高鼻深眼,犹如高加索人种。她性格活泼开朗,还有一副声遏入云的好嗓子,饥饿和营养不良,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她轻盈的体态。就在父亲代课的那一年,县里阳戏团来吉信完小招人,她唱了几首歌,被要求做一些场景表演,“他们让我们做动作,当中有一个就是讲那里有只架架桥(方言,蜻蜓),你去捉它看看。”结果获得剧团招聘老师的一致好评,“剧团的负责人郑大强,他讲好,这个妹崽演得好。”

  但是母亲并没有等来剧团的录取通知,乡(镇)公所的人查了她的成分,和她不能上高中的哥哥原因一样,都归咎于那个在她不到四岁就病逝在监狱里的国民党少校父亲。

  这才只是开始,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她和自己的母亲、兄长,背负着“21种人”家属、子女的成分,将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承担着更为沉重的后果。

3

  完小毕业的她上了农校,跟她一起上学的还有一大堆念得出名字的珍珍、萍萍、爱爱、幺幺……但农校没上完,大串联就开始了,年纪小小的她们在周边的县乡转悠,年纪大一些的,跑到了更远的省城长沙,甚至首都北京。

  功课早已抛到脑后,没有人在意,也无法在意。失学的母亲和其他同龄人一样,以单薄的身板,给镇上兴建的土木工程挑砖、背沙。她的命运跟小学老师再次交集在一起,就是因为,当时他的身份是个泥水匠,用水泥混合水、沙子,凭着一把水泥刀,砌起一垛又一垛砖墙,盖成一栋又一栋房子。

  也就是在那些寂寥的夜晚,她的老师发出了来玩的邀请,而她,虽然拒绝了其他追求的人,却也没有办法跟这个年纪比自己大了8岁、长得抠睛洼眼(瘦得眼窝深陷),木讷寡言的人作深一步的交往。

  我父亲的朋友唐三伯,一个很传奇的乡野人物,自告奋勇地去做“冰人”,一力陈说我父亲的好处,譬如老实肯干,譬如除了老母外别无负担,但却被我外祖母一口回绝。明里的缘由是妹崽还小,暗里的却是对方同属“21种人”子女。在那个年代,同病相怜和惺惺相惜太过奢侈,自觉抬不起头的压抑,或许渴望着能有另一个出路,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他们最终走到一起是1969年,我母亲和舅舅随外婆下放到一个叫做黎明的乡下。母亲平铺直叙地表达着他们所遭遇的不公。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决定将泥水匠的做工生涯继续到底的我父亲,再次来到了我母亲身边,请求她跟他在一起。

  无法在别人白眼里讨生活的母亲,在1970年,跟随父亲到了他所在的米粮乡下,做了他的新妇。

4

  他们将家安在了我奶奶出身的沙坪村,父亲将母亲安置在他尚有表亲的乡里。乡人给他们安排了一层木楼。父亲依然在外做工,母亲则像农民一样,下田插秧、翻地耕种。

  我出生的那一年,母亲才21岁,还扎着乌黑油亮的大辫子。生产前疼痛难忍,父亲和我的几个表伯,用竹子、板子和绳索,缠成一个简易担架,裹着厚厚的棉絮,连夜打着手电将她送到了乡政府医院。

  凌晨十二点,熄灯铃响过后,从长沙下放到乡下的董医生,打着手电,为我的父母接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而我的第一声啼哭,宣告了母亲身份的改变。

  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们所能唤起的记忆里,绝无可能将母亲想象成一个少女。如果没有照片,我甚至都无法想象母亲在年轻的时候被叫做“干豆荚”,那是瘦弱纤细的代称。连续生下我和大妹妹之后,为了能给父亲添一个男丁,她跟他四处做工,躲计划生育,也四处求医,各种神草苗药大概都尝试过。生下弟弟的她自觉苦尽甘来,在她要好姐妹怂恿下,这个“龙家功臣”每天以十几个鸡蛋外加一只鸡的营养心安理得地犒劳自己出嫁以来的辛劳,也从此将自己的体重,攀上了一百多斤的巅峰,并在余生里,高居不下。

  69岁的母亲知道我喜欢写故事,也为我所写的故事曾一度传播而自豪过。她一边在厨房里,为我们准备晚餐,一边高声招呼我:“你有哪样想问你就问我啊,可惜阿妈这个脑子记什么都记不清。”她自嘲地、嘻嘻哈哈地说,你阿妈这个是狗脑壳记屎。

  我却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光阴,窥见到那黑白时空里,穿着碎花衣裳表演捉蜻蜓的母亲,俏生生地踮着脚站立在屋子中间,伸出葱管一般捏着的手指。阳光倾洒而下,她油亮的长辫和碎发,如烟般透明。

  我们这一生,有两个母亲。未曾得见的,不是眼前尽了一切努力,要让我们吃好每一顿她做的饭的老妇,而是,即便在那贫瘠的时代里,也曾如夏花一般明媚,眼波流转的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