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鲁部分儿童文学作品
近几年来，我的主要精力几乎都用在了主题写作上。创作有虚构类的长篇小说，如《罗布泊的孩子》《追寻》《天狼星下》《远山灯火》《爷爷的苹果园》等，但更多的是一些非虚构类的人物传记故事和纪实文学。这些非虚构作品的主人公，有百年党史上的先驱者、革命先烈；有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黄旭华、屠呦呦、袁隆平这样的共和国功勋科学家；也有像黄大年、张富清、林俊德这样的时代楷模、共和国英雄和先锋人物。
关于主题写作与主题出版，我有一个总体感受就是：它关乎文学和市场，更关乎情怀和立场；与其说这是一个需要谈论的文学课题、出版课题，不如说是一个心灵课题、价值观课题。具体说来，我有以下几点认识和感受：
首先，没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没有一种对一代代奋斗者和他们的伟大精神发自骨子里的热爱与敬仰，写不好主题作品。在一次次的主题作品创作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每一次主题写作，尤其是写到一些共产党先驱者和革命先烈、共和国英雄和共产党员先锋人物的故事时，都像是在经受一次精神濯洗，甚至像是在上一堂堂特殊的“党课”。我越来越认识到，一部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主题作品，一定不仅仅在作者的文学技巧如何，而更是有赖于作家身上的某种情怀格局和“道德完整”。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看，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年来各个时期的“红色主题”文学作品来看，不得不承认，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年代里，有很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准确地呈现了时代风貌、传达了时代精神的杰出的传世作品，都来自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作家和党员作家阵营，也可以说，它们都是主题写作和主题出版的产物，虽然那时候并没有“主题写作”和“主题出版”这样的名词。当年茅盾的《子夜》问世，是革命文坛的一件大事，鲁迅给远在苏联的朋友写信时，高兴地说：我们有《子夜》，他们写不出来。“我们”指的是当时的“左联”；“他们”指的是国民党阵营的所谓自由文人。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人，却把很多共产党人与进步青年视作在“大战斗”中“为着同一的目标”的同道者。据不完全统计，他结交的共产党人有60余人，包括引为“知己”和“同怀”的我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和代表党与鲁迅联系的冯雪峰等。鲁迅还多次说到，他的文章是“听将令”的，他所说的“将”，就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先驱者。可见，我们今天倡导的主题写作、主题出版，是有光荣的红色传统，有强大的红色基因传承的。所以，每一次接受主题出版的创作任务时，我好像都有一种庄严和光荣的使命感。我会提醒自己是一名“党员作家”。我甚至会想到，出版社之所以会选择我来写，仅仅是认为我文笔好吗？未见得吧？文笔好的作家太多了。他们想必是对我的“情怀”有所考量和有所信任，因为有一些主题出版的题材。弄不好会把严肃的题材“解构”和扭曲了。因为这绝对是关乎情怀、道德、价值观、甚至党性、立场等等严肃的一个课题。
其次，主题写作和主题出版的作品，决不意味着对文学艺术标准的降低或放弃，恰恰相反，它要求作者和出版者们把这些中国故事讲述得更加精彩动人。仅以儿童文学为例，近些年来的很多优秀作品，大多来自主题创作与出版。与此同时，前些年曾经大行其道、深受某些出版社青睐的一些轻松、幽默、搞笑、打着追求儿童游戏精神的名义，实则一味迎合低俗趣味的类型化的童书，已经越来越被家长和阅读推广者们所不齿,整个儿童文学风气正在得到“纠偏”。儿童文学作家们来创作主题出版的题材，特别是讲述一些红色奋斗故事，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优势就是，他们都善于从较小的入口进入故事讲述，也往往喜欢选取温暖感人的小故事和生动活泼的故事细节，来呈现人物、事件和故事的精神。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读者对象是“小读者”，在书写这些故事时会有一种自觉的“童书意识”，知道怎样讲故事才能更吸引小读者，该用怎样深浅的语言来讲述，才能更容易为小读者所理解、所喜闻乐见。
以我为“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写钱学森的故事为例。钱学森的一生是一部丰富和绚丽的“大书”。如何在5万字有限篇幅里，以清丽和浅显的文学语言，展现他一生的精彩故事、崇高的家国情怀、杰出的科学成就和独特的科学精神，这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创作“挑战” 。为此，我搜集和通读了国内已经出版的有关钱学森的十多种传记、回忆录和研究著作，尤其是最新发现和披露出来的有关他的生平资料，尽力去做到“深入浅出”。然后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梳理出清晰的故事线索，删繁就简，选出最精彩、最具代表性、同时也能为少年儿童读者所理解和喜闻乐见的故事来重新讲述。在讲述这些故事时，我尽量做到去寻找、发现和采用一些最动人、最细小的细节，来展现这位大科学家的家国情怀、民族意识、担当精神，以及他作为科学家从小就注重养成的一种好奇、严谨、勤于思考又文理并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素质”。
再其次，主题写作和出版的题材，不是书斋和沉睡的史料的产物，更多的是从滚烫的奋斗历史和火热的当代创作史中采撷鲜活的故事，很多作品都是作家们深入生活一线，亲身用身体和脚步丈量和行走出来的。这一点我自己深有体会。我写虚构的小说《追寻》《天狼星下》《远山灯火》《爷爷的苹果园》，都是数次深入小说故事的背景地采风、走访、体验生活，有的是经过了十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下的素材与感受；为了写长篇小说《爷爷的苹果园》 ，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刚解封不久，就专程去了云南乌蒙山区采访和体验生活，详细采访了“苹果爷爷”周邦治的人物原型。“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里其他作者也是如此，让我深有感触。写每位先锋人物，只要能去近距离采访的，能够去体验生活、去采风的，作者们都去了，无论路途有多么遥远。
我在“先锋人物故事汇”里写了7本书，有李四光、钱学森、华罗庚、屠呦呦4位科学家，还有雷锋、张富清、林俊德3位英模人物。写林俊德院士，我去过罗布泊马兰核试验基地实地采访，在那里体验生活半个月的时间，几乎走遍了林俊德院士和他的战友们奋斗过的每个地方。除了林俊德和他的战友当年放飞试验气球的天山雪峰，我没有攀登过，林俊德其他足迹所至之处，我几乎都寻访了一遍，包括爆破试验的大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核试验研究所曾经驻扎的红山山谷营房、林俊德一家住过的房子，林俊德做试验的房间等。在某部工兵团的院子里，保留着几个他们初到罗布泊时睡过的“地窝子”，我也特意“睡”进去亲身体验了一下；孔雀河和肖尔布拉克苦涩的碱水，还有博斯腾湖清清的“甜水”，我们也亲口尝过。如果不亲身去体验，完全想象不出来这些奋斗者当年的艰苦。实地采访后创作完成的作品，才是非常质朴、鲜活和真实的读本。我在西安采访林俊德院士的战友和爱人、也是著名的“核大姐”黄建琴时，她回忆说：当时她与林俊德恋爱两年，虽然都在同一个研究所，却只见过两次面，加起来的时间还不到一整天。不是他进场，就是她进场，互相之间也从不过问去哪里、去干什么，这在试验场区是大家心照不宣、再平常不过的。罗布泊深处的红山山谷里有条榆树沟，榆树沟里有棵“夫妻树”，见证了他们那代人的爱情，更见证了这些英雄儿女对党的忠贞、对祖国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再会编故事的小说家，也虚构不出像‘夫妻树’这样的现实故事。”我曾问黄老师，“你们这些‘核大姐’，没有一位想写小说的吗？多好的故事素材啊！”黄老师笑着说：“不能写！那时候每个人都明白，既然我们选择了这项事业，就要一辈子隐姓埋名。像汝芝大姐这样的夫妻故事，也只有我们马兰人自己来分享了。”
最后一点感受就是，当下的儿童阅读，需要可口的“快餐”和“水果”，更需要“坚果”营养。主题出版是为儿童们提供阅读中的精神“坚果”，否则儿童们阅读营养就不均衡，甚至有所欠缺。长期以来，我们的作者、出版者、阅读推广人，给小读者推荐了大量的、铺天盖地的、足以让他们“腻味”、甚至连阅读推广人自己都感到厌倦的轻松、幽默、搞笑的幻想故事。这其中有很大程度上的、带有“欺骗性”的“市场策略”。仔细想来，这类读物好比是水果和快餐，不能说一点营养没有，也可以适当吃一点。但是，一个孩子的成长，仅仅吃水果是不够的，还需要各种营养搭配，尤其是需要经常吃一些坚果，这样，孩子的营养才能丰富和均衡。什么是童年阅读中的“坚果”？我认为，一些真实的、非虚构的作品，例如科学家传记故事，人类的杰出人物、特别是英雄和英模人物的传记故事，还有人类的一些重大的科学成果背后的故事，一些非凡的文明创举故事……就是“坚果”。这些题材，也往往是来自主题出版的图书。成长与阅读，需要“水果”营养，更需要“坚果”营养。我们不仅要培养孩子们“相信童话”的“童话精神”，更要培养孩子们敢于怀疑和质疑童话的“现实精神”。要知道，世界并不全是玫瑰色的，童话也解决不了一切问题，有时候还必须依靠理性、智慧和健全的心智来解决现实问题。这个能力，换一个说法，不就是我们主题出版所强调的“培根铸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