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公远去，风范长存。
范公，是我与范正明在微信交谈时对他的昵称，也表达了我对他的敬重。之所以没有称呼他范老，是因为我与他相交约半个世纪，近年来，我虽知其年高，却不觉其人老，也不认其已老。
他比我年长八岁，相识于1963年。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在中国戏曲学院本科班任文艺修养课教员，他则是来参加文化部委托学院举办的“戏曲编剧讲习班”进修的学员。这个进修班可了不得，学员们大都是当年全国各地戏曲编剧的一时之彦，如浙江的钱法成，福建的陈仁鑑，上海的许铁生，北京的范钧宏、吴祖光、汪曾祺等。湖南来的除了他还有许在民先生。因此，我虽然是学院的教员，但在他们这些学员面前可不敢逞狂，老实地执学生之礼。对范、许二位就更多一份“乡贤”的敬意与亲切，彼此相见甚欢，从此成为同乡加同行的好朋友。我们除了“文革”期间十年不通音讯，其他时间则时有联系，或书信来往，或工作聚会。较多情况是他随同湖南的剧团来京演出，必邀我到入住宾馆一晤，并招待我吃随团厨师做的湘菜和豆豉辣椒。所以无论是他自己执笔写作的戏，或是湖南地区的湘剧、花鼓、湘昆、祁剧、汉剧，我大多是观赏过的。
进入新世纪，我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这时，我早已经过上了练大字、玩电脑的休闲生活，他却一年一本，甚至一年几本地编撰、出版他关于湘剧史、论的著述。前几年，还让我给他寄去中国电影出版社的新书目录，并为他介绍一位专业编辑以咨询影视理论研究和创作的现状；又托我在北京给他代购北京人艺演出剧目的光碟。这显然不只是为了消遣，而是在酝酿、筹划一番新的作为。劲头十足，哪里有一点老的意思？所以，当我去年4月突然得知他乘风归去的消息时，是很有些意外的。一个思想如此活跃、清醒、敏捷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样的人，是不会老，也不该老的！尤其是他为人为业的风范和治学弘艺的精神。
2011年他的《湘剧三种》（四册）出版时，我曾写过一篇评介，文中我说，通读全书“我分明感到了一个湘剧艺术慕道者的虔诚；一个文化遗产守望者的执着；一个美好记忆呼唤者的深情”。而为他这一套书作序的三位专家，郭汉城赞誉他“真是个（戏曲艺术的）有心人”；文忆萱称他“是湘剧的忠臣与功臣”；江学恭说他是“湘剧艺术的大家”。我相信，这也是所有同事和朋友们对范正明与湘剧艺术的一世情缘、毕生奉献的共识和同感。
范正明与湘剧有缘、有情、有心。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尽管父亲因感于艺人在旧时代的卑微地位，曾极力反对他再当“戏子”，但挡不住儿子心里就是喜欢湘戏，七八岁时就偷偷跟着上台跑龙套，不仅为了“好玩”，也开始有心和用心地把台上所演的故事和唱念做打默记在心。抗战期间，他又从众多湘剧老艺人参加抗敌宣传的演出中，接触到当时在长沙、桂林组织和指导抗敌演剧队的湖南老乡、大戏剧家田汉编写的新戏。从这些戏里，他发现湘剧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写法和演法。从此，田汉写的《江汉渔歌》《双忠记》也成了他背诵和学习编剧的启蒙范本。也是在抗敌烽火中，长大成人的他还结识了自己志同道合的心上人——未来的湘剧之星彭俐侬。1949年他们一起在长沙迎接解放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政治部洞庭湘剧工作团，成了新中国第一代湘剧工作者，终其一生与湘剧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凭着这份缘分和情分，自然还有他们的天分，再加上有心与用心、勤奋与努力，不仅读熟了湘剧，也读懂了湘剧。同时，也在艺术实践中通读和读通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文化遗产继承、发展、推陈出新的道理与真谛，为其成为湘剧大家奠定了基础。
他以湘剧大家的视野和眼界，数十年如一日，关注并投身于湘剧艺术的方方面面：广泛涉猎剧本文学的改编与创作、史料典籍的发掘与整理、戏曲理论的思索与探讨、湘剧现状的调研与评论。在各个领域都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成为知名的剧作家、湘剧史论学者、戏剧活动家。即便是在业余爱好领域如集邮与收藏之类，他也都以戏剧、戏曲为目标。据我所知，他与音乐家周巍峙是几十年的邮友，彼此多有戏曲活动首日封或纪念邮票的交流；北京和各地不少朋友也大都记得，并接受过他的嘱托，为他收集各省市、各剧种演出的节目单与说明书。足见其对湘剧、戏曲的关心、用心之专注与深入。
1989年后，他相继被推选为湖南省文联执行主席、湖南省剧协主席，更积极参与了各类有关文艺和戏剧的学术与社会活动。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他大力扶持民间职业剧团，热情辅导长沙南馆剧场，促成湖南省映山红民间戏剧节的活动。当时正是戏曲艺术因面临业内外环境和体制的各种严峻挑战，而出现剧场冷落、观众锐减的所谓“戏曲危机”时期，“映山红”却从三湘四水的农村集镇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番民间戏曲蓬勃发展的景象。超过全省公办剧团数倍的300余个民办的业余或营业性演出剧团，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由先期在本乡本土串演开始，到巡回于县内各地，再越县跨省乃至进京献演与汇演，每年演出达400至600场之多，真堪称艺坛之奇观！在北京，我不止一次地陪同他与当时的南区文化馆馆长刘瑞其走访张庚、郭汉城、刘厚生等老专家汇报相关情况，争取他们对民间职业剧团的指导与支持。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与重视。大家一致认为“映山红”现象不仅再次说明了“人民需要戏剧，戏剧更需要人民”的真理，展示了“还戏于民”“社会办文化”的发展趋势，也为剧团的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贵的参考。中国戏曲学会为之召开了“首届全国民间戏剧研讨会”，并授予“中国戏曲学会奖”。从此，“映山红”走向了全国。这一切当然不是范正明一人之力成就，但他数十年间对湖南民间职业剧团的悉心扶持、辅导、推介、宣传实功不可没。
在我先后参与中国田汉研究会、基金会工作期间，经夏衍、周巍峙等老领导推荐，曾聘请他担任研究会、基金会的副会长和常务理事。他全力以赴在湖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文联、剧协主持下，在长沙参与举办了两次全国性的田汉学术研讨会、纪念会，出版了两期《田汉研究》 ，主编了《田汉与湖南戏剧》一书，以及在湖南湘剧院塑立田汉纪念铜像的活动。特别是为纪念田汉百岁冥诞，他怀着无限敬仰和感恩的激情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田汉与国歌》 。不久，以之为基础摄制了电影《国歌》 ，成为弘扬我国国歌精神的第一部影视作品。此外，经由他的建议与策划，湖南省职业艺术学院设立了田汉戏剧教学奖励金。他本人也不负前辈的瞩望，像田汉一样十分关爱身边优秀的戏曲人才。仅就我所知道的，他就曾应建团于我老家郴州的湖南湘昆剧团的著名演员唐湘音之请，为其通读、校订了近三十万字的书稿《兰苑旧梦》 。在给我的信函中，更不止一次地为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富光因困顿于行政事务和人事纠纷而不能专职、专心于艺术创作感到惋惜；为省花鼓戏剧院著名演员梁器之由于人生遭际的不幸而过早中断了舞台表演深表遗憾……每每想到这些事情，我总会被老范这种仁爱、慈悲之心所打动。
作为湖南老乡和戏剧界的同行，我因为湘剧结识了老范，但更因为老范，我也才对湘剧、戏曲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和理解。这大概就是《论语》所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意思吧。对湘剧而言，范正明既是虔诚的慕道者，更是湘剧艺术实至名归的得道者和功德无量的弘道人。
我们不仅会永远珍惜他留在戏曲文库中的湘剧《琵琶记》《百花记》《白兔记》《金印记》，昆曲《荆钗记》《彩楼记》等剧作精品，以及“为湘剧研究的三本奠基之作”（郭汉城语）的《湘剧剧目探微》《含英咀华——湘剧传统折子戏一百出》《湘剧名伶录》等有形的遗产，更会永远记住他为人为业的大家风范和治学弘艺的高尚精神。那就是：一个慕道者锲而不舍、不改初心的秉性和德行；一个文化人敬畏传统、上进求新的自觉与自信；一个剧作家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良心和道心；一个史学家甘于寂寞、皓首穷经的韧性与毅力。
斯人已逝，魂兮归来。湘剧史上会永远写着范正明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