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月仲春到五月初夏，日子一天一天过下来，时间不长也不短。每当我清晨早起凭窗远眺时，心就会飞向乌蒙山，念念是那连绵绽放如霞云的杜鹃花，念念是那隐藏在杜鹃花丛中的红军长征故事。
这些故事，又都和我曾经拜访过的老红军石邦智有关。
2002年夏天，我和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兴花去长沙办事，事毕，吴部长说要带我一起去看望一位家乡的老首长、老前辈、老红军石邦智。我心里顿时激动起来，我也可以见到这位让家乡人仰慕已久的老前辈了，能不高兴么？
当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已经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上离休。83岁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扣子扣得整整齐齐，腰板挺直，面相和蔼，鹤发童颜。听说我们是从家乡来的，他很高兴，向我们打听他的老家茶园坪公路修通了没有，八排瀑布还有水吗？太阳山的猴儿鼓还有人跳没？我们都认真地做了回答，他听了很高兴。
趁着石老高兴，我恳求他给我们摆摆长征故事。石老爽朗一笑，说：“我当红军那一年呀，还不满14岁啊。我小时候，家里穷啊， 6岁的时候，我就给有钱人家放牛、割牛草了，还要打柴，赶场天挑到茶峒街上卖。打柴要上太阳山，太阳山里有豺狗和狼，会吃小孩子，我心里也怕，碰到豺狗或者狼，躲是躲不脱的，你越躲它们越要吃掉你。我壮起胆子把柴刀扔过去，再把芊担横扫一通，狼和豺狗都吓跑了，我继续砍柴。到了9岁，我就跟着父亲外出给人家打短工，帮大户人家挖土、插秧、收割。虽然个子没有锄头把高，干的都是大人才做得了的重活苦活。13岁那年，一不小心，牛吃了有权势人家的十多蔸麦子，这人仗着有亲戚在茶峒乡公所当差，就上门来敲诈我父母，勒索钱财，说什么‘踩一脚，赔一箩；吃一蔸，赔一篓’ 。见我家太穷，赔偿不了，就扬言要报官，让官府把我抓去坐牢。为躲避灾祸，父亲连夜把我送出太阳山，逃到龙山县里耶镇，去投奔父亲做苦力时认下的一个姓田的穷老庚（朋友）。到里耶不久，我遇见了贺龙的队伍正在里耶扩红。我记得年初时赶场茶峒卖柴，在茶峒街上就听到有人说，桑植有个贺胡子，领导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派捐，不拉丁，对穷人好，对苗族人好。那时候我就想去当红军，回到寨子里邀得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找，没有找到，大人以为我们是跑出去玩耍，回家被好一顿骂。现在在里耶机会这么巧，碰到贺龙带队伍在大街上摆桌子扩红招兵，我赶忙挤进去报名当红军。可惜，我年纪太小，个子还没有枪托高，红军不肯收我。但我下了决心要去当红军，红军离开里耶时，我就跟着队伍后面走，走了几天几夜，红军宿营了，我主动去帮着挑水、砍柴、煮饭，这些粗活累活都是我的拿手活。红军战士被我感动了，带我去见班长，班长说：‘小鬼，当红军很苦呀，你吃得消吗？’我说我不怕，我从小吃苦长大的。班长翻开我双手，看见我手上全是老茧，他又摸我的肩膀，我肩膀上也是挑担子磨出的一块块死肉，班长连连点头，马上去找上级汇报，回来时就带回了好消息。”石老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双肩，呵呵地笑着继续说：“当兵我就当红军，拖起枪杆跟贺龙。”
我插话说：“石老，您是一名苗族红小鬼啊，长征路上记忆最深刻的有哪些事情呢？可以摆一摆吗？”
石老说：“当了红军后，我跟着贺龙转战黔东、木黄会师、迂回湘中、便水之战、毕节扩红、回旋乌蒙山、巧渡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直到解放全中国。最难忘的是亲身见证我们党在红军长征中有关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石老语重心长地继续说：“1934年7月，红三军在贵州沿河铅厂坝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分配土地、苗族政策及建立地方武装等重要决议。我对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苗族问题决议》印象尤为深刻，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现在还背得到一些，你们听：‘完全接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关于少数民族的态度，特别反对国民党军阀白崇禧、王家烈、陈渠珍等对苗族的屠杀。对居住在贵州、湖南、四川境内之苗族，决定以全力帮助他们得到解放与自由’；‘联合苗族及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司等的压迫’；‘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帮助苗族的农民完全得到土地’；‘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发展苗族的文化’；‘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居住在苏区的苗族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维埃公民的一切权利’。”
吴部长竖起大拇指说：“石老，您83岁了，记性还这么好！”
石老又爽朗地笑起来，说：“怎么样？我的记性可以吧？呵呵。”他的眼神里，溢满了童真般的纯洁笑意。
我用双手把水杯递给石老，他喝了一口，接着继续说：“1936年2月，我们红军长征到达毕节地区。2月9日，在当地彝族同胞的配合下，我们红军攻占毕节县城，实现了红二、六军团向黔西、大定、毕节战略转移的目的。在毕节，贺龙领导我们红二、六军团开展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成立了毕节县革命委员会，一位挑水的农民当选县长。建立了8个区苏维埃临时政权，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95个地方游击队。其中一支游击队还是苗族同胞组成的，叫乌蒙山‘苗族自卫队’。红军给苗族自卫队送了十多条枪，又派红军代表去为他们指导，军团政委王震亲自和14名苗族青年谈话，对他们说：‘我们这支队伍里有很多人都是被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才出来当红军的，我们红军是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求解放的队伍……你们苗族有土司，我们汉族有地主，他们都是靠吸我们穷人的血汗养肥的。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天下受苦人都是一家人，地主土司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王震的话，苗族同胞们听了连连点头。我自己是苗族人，那次王政委和苗族同胞们说的话，真正触动了我的灵魂啊！我记得小时候砍柴到茶峒卖，那些有钱人看不起苗族人，喊我‘苗仔’，喊我们苗族人卖的柴‘苗柴’，和我买柴时，对着柴担踢一脚，就表明这担柴他已买，我就挑起柴担跟他走。因此，我对汉族天生就产生一种距离感，每次看见汉人我就躲。自从在贵州毕节听到王震政委说的那一番话后，我从灵魂深处明白一个道理：天下穷人是一家，不分汉族和苗家。苗山的树林根连根，苗汉的穷人心连心！到达陕北后，我请人代写了入党申请书，特别要求代笔的人把王震政委的那段话加了上去。1936年12月6日，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今年3月中旬，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休的吴部长又邀我：“宁英，杜鹃花开了，我们去贵州毕节看百里杜鹃，你也去吧。”
我一想：哦，贵州毕节，百里杜鹃，那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是二十前老红军石邦智给我们讲到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啊！我二话不说，背上行李，和老部长一起，走进神秘而美丽的乌蒙山。
云贵高原的晚春，多雨少晴。然而杜鹃花无论晴雨，到了季节就开。我们到达乌蒙山百里杜鹃景区的时候，刚好是上午。天空虽然没有放晴，触目之处，新绿丛中闪跳着如野火般燃烧的杜鹃花。站在高处举目望去，但见远山近岭全是杜鹃花树，连绵壮阔，直抵天际。我惊诧地发现，乌蒙山的杜鹃花树种繁多，特殊的气候环境孕育同区域多品种的杜鹃花树参差生长，品种不同花期也不一样，形成了树下落英缤纷、树上却依然花团锦簇的景观，迸发出一种继往开来的磅礴气势。
经过峰回路转的寻找，在百里杜鹃核心景点数花峰半山腰,我终于看到矗立在那里的“黄家坝阻击战”纪念碑。纪念碑有两组群雕，一组是推着大炮、紧握冲锋枪、吹着军号的红军战士携同手握大刀、长枪的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一起冲锋陷阵的战斗场面；另一组是红军战士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高举长枪和杜鹃花束庆祝胜利的欢乐场景。两组雕塑的基座等各处，都点缀着一束束盛开的杜鹃花。
望着纪念碑群雕，我又激动起来，忽然想起了贵州籍老红军、苗族将军作家、电影《金沙江畔》编剧陈靖1987年重访长征路时,来到百里杜鹃花海缅怀革命先烈而题写的一首诗：“杜鹃丛中行,难忘战友情；满山红满地,烈士血染成。”
我想，这诗就是老红军灵魂深处开出的杜鹃花，凝重中带着温柔的抚慰，是烈火过后的沉寂，硝烟过后的宁静。
思绪从思念的过去拉回现实的杜鹃花海。低下头，发现自己刚好行走在当年红军走过的一条长征小道上。脚下那硬朗的一块块石板，犹如打开的历史书页，走在上面，就是用全身心去阅读。这一发现让我感觉身前身后仿若扑不灭的山火在烈烈燃烧，也仿若一面面红色军旗在狂风中猎猎漫卷。每向前跨进一步，感觉自己正被这鲜艳的红色世界所陶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