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也是“皖南事变”发生八十周年。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两个特殊的日子，最近我们走进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
1938年8月新四军军部由安徽南陵土塘迁至泾县云岭，直至1941年1月奉命北移。在这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以叶挺为首的军部领导在云岭运筹帷幄、精心策划，指挥全国各地、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指战员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胜利。与此同时，军部将士与云岭人民心连心，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团结协作，共同抗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鱼水之情。新四军将士没有忘记当时云岭人民敲锣打鼓把他们迎进来的感人场面，云岭人民也没有忘记新四军将士帮他们收割庄稼、接济贫困群众的动人情景，尤其没有忘记叶挺军长亲自设计、帮他们修建的那座宽阔的木桥。
一晃八十年过去了，云岭的一山一水是那样的亲切而美好，一草一木是那样的生动而感人。地处罗里村口的“种墨园”，是叶挺军长“下塌”过的地方，如今他曾居住、办公的两间厢房清晰如初，特别是陈放在房间里的那只小巧的铜质望远镜，是叶挺随身携带的重要物件。叶挺特别喜欢摄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和戎马倥偬中，这位充满革命浪漫理想的爱国将领，以独特的方式和视角拍摄下了一幅幅珍贵的照片。这些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历史的瞬间，后来为研究我党我军的抗战情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种墨园”第二进大厅为新四军司令部和参谋处，当年在军长和参谋长的领导下，参谋们完成了一次次战斗部署，指挥大江南北及广大华中地区的各个战场，抗击日伪军共计一千三百多次，歼敌三万余人，成为华中地区抗击日伪的“中流砥柱”。“种墨园”后一进厅堂是司令部会议室、右侧为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卧室兼办公室。“种墨园”后面有一座小花园，花园门前有一块半亩大的农田，叶挺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与工作人员在田里种菜。那时，西红柿比较罕见，军长每年都要种一些，收获后大部分送给军部医院的伤病员，只有一小部分留作自己吃，后来人们把这一小块田亲切地称作“叶挺田”。
与“种墨园”毗邻，仅一晒场之隔的“大夫第”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及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居处、办公地。项英卧室里按原样陈列的生活用品十分简陋，由此可见工人出身的他生活非常俭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写字台上醒目地摆放着一只项英常用的宜兴小泥壶。他写文章或讲稿时，总是端着小泥壶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不时呷一口茶水，操着夹带浓重的湖北口音的普通话，边走边讲，边讲边走，速记员跟着记录，等他把小泥壶轻轻放下，这篇文章或讲话稿也就写完了。
走出“大夫第”，我们来到位于“种墨园”门口的花圃前瞻仰叶挺铜像。这尊高3.3米的将军塑像，是纪念“皖南事变”五十周年时塑立的。将军一手持铁制手杖，一手拿望远镜，注目凝神，十分威武，仿佛指挥千军万马直扑凶残的敌人。1940年春，汪精卫领导的傀儡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后，曾纠集驻扎在南京、芜湖、三山、横山等地的日伪军两个师团的兵力向泾县、青阳扑来，妄图消灭新四军。在敌强我弱、新四军主力外出作战、军部兵力空虚的紧急情况下，叶挺指挥新四军将士采取迂回战术，以机动灵活的方式打击敌人，杀敌近千人，消耗其大批物资，不仅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而且粉碎了反共投降分子妄图破坏团结合作的阴谋，增强了皖南群众的抗战信心。但是，狡猾的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第一次皖南大扫荡失败后，紧接着1940年秋又实施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大扫荡。他们纠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向皖南进发，矛头直指新四军军部云岭，当时皖南新四军兵力总共才七千余人，并且分散在繁昌、南陵、泾县一带。在大兵压境、友军纷纷溃退的危急时刻，叶挺指挥新四军运用狙击、伏击、游击、围剿等战术打击敌人，打得敌人东逃西窜、鬼哭狼嚎。这次战役共歼敌三千余人，缴获大小炮、轻重机枪六十余门（挺），步枪四千余支，收复了被国民党五十二师丢失的泾县县城，取得了“云岭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
一个上午的参观很快就结束了。下午，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距离司令部西南约一华里的汤村。汤村是新四军政治部的旧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等当年就在这三间两厢房的民宅中居住、办公。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云岭期间，曾多次召开政工和党的会议。1939年2月召开的全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制定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1939年7月召开全军第一次党代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939年10月召开全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总结青年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尤其是1940年2月召开的“日本弟兄参加新四军宣誓典礼”大会，对日本战俘的思想转变和反战情绪起了积极的引导和催化作用。所有这些，对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新四军军部大会堂是我们此次参观的最后一站。这座气势恢宏、结构庞大的古建筑，原是云岭的“陈氏宗祠”。当年新四军的各种盛大集会、文艺演出和缴获的战利品展览等就在这里举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陈毅等军部领导也曾在这里作报告，尤其是1939年春周恩来作了《新阶段的新关键》的重要报告。那天周恩来在叶挺、项英等陪同下，健步来到大会堂，兴致勃勃地登上讲台，久已等候在台下的军部排以上全体干部热烈鼓掌，会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3月6日，周恩来身着戎装、腰系武装带，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地再次给指战员们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重要演讲，精辟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明确了新四军的建军原则。讲到关键处，周恩来情绪激昂，禁不住举起右臂大声疾呼。这次报告一连讲了五个多小时，此情此景定格在了大会堂的讲台中……
然而，令人意外和十分痛心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破坏“国共合作”大局，居然派七个师八万余人秘密包围皖南新四军，并且于1941年1月7日，新四军奉命北移行至茂林时，发动突然袭击。新四军将士被迫还击，激战七天七夜，终因寡不敌众，除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项英在“蜜蜂洞”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历史的硝烟虽已远去，可新四军将士在云岭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值此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和“皖南事变”发生八十周年之际，我们在云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洗涤自己的灵魂，更应不忘初心，牢记血的历史教训，发扬斗争精神，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继承先烈遗志，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传下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
（唐晓亮 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文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