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天下无甲肝：毛江森传》　陈崎嵘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年9月出版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啸声还未消歇，拜读一部病毒学家的人物传记，并随之进入那些病毒肆虐如在国人生命河上悬置了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历史，感受是真切的、严肃的、庄敬的，却也生出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陈崎嵘著的《愿天下无甲肝：毛江森传》（以下简称《毛江森传》）在书房安静地躺了个把月，却在辛丑年春节假期里作为“若无闲事挂心头”下的自然翻阅，补充了我对毛江森院士生平和当代病毒学以及我国甲肝防治历史的知解。

　　《毛江森传》是“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丛书的一种。前者作为国家科教领导小组2010年启动，中国科协牵头，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等共12家部委联合实施的一项抢救性工程，通过实物采集、口述访谈、录音录像以及传记写作等方式，厘清了新中国科学发展进程和老科学家所在学科的发展脉络，关键是借此勾勒研探了高层次人才的成长规律、成长细节，可谓是知人论世、本末相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采集工程”中如《毛江森传》这样的传记（个别为口述自传）出版已达110种，包括了民众熟悉的钱三强、谷超豪、徐光宪等——当我读罢《毛江森传》后，不由对其他种种产生了阅读的兴趣，由此又觉得如是之国士巨擘的璀璨星群实在需要与之相配的、花大气力介入的当代叙事和当代传播，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学科内部的抢救性实录和史识总结，而是要想尽办法为这些了不起的人、事、科学、历史讲好“故事”，呼应人民对伟大精神和时代楷模的向往心、歌颂情，留好、传播好科学和人文交响的历史编码及其文艺辞章。

　　在此意义上，陈崎嵘的《毛江森传》做了“讲好故事”的有益尝试。这部传记的立意尤其是叙事上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为科学家立传，罗列一些科学研究成果，当然必要；但仅有这些，远远不够。作为传记，必须透过这些事实本身刻画出探索、攀登的过程，包括无数的曲折与瞬间的狂喜，包括长年累月、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繁杂琐碎的工作，还包括经历过的无数次失败乃至沮丧。简言之，要有故事、人物、精神，要写出科学家的内心世界。”所以说，陈崎嵘的这次写作是试图关注“人”的，关注毛江森“这一个”人物的独特成长历程，尤其是他作为科学家、病毒学家的故事、人物、精神和内心世界。

　　具体的《毛江森传》，是在文学性和科学性的张力场中确立其叙事格局和风格的。所有的关于传主毛江森资料的剪裁，始终蕴藏着一条与其科学研究之核心不离不弃的逻辑线。那么，无论他少年时的文弱多病，还是政治运动年代被下放到甘肃康县公社卫生院的三年所谓“社会大学”，甚或1990年随着甲肝疫苗旺盛的社会需求而筹建浙江普康生物技术公司……统统与毛江森作为科学家、病毒学家以及医者仁心的思想、情感、道德境界与工作伦理的主脉搏紧紧相扣、须臾不离。它们或者帮助毛江森选择走上了一生致力的道路，或者增益了毛江森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成为他企望通过专业工作来普济社会民生之情怀的泉源。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贴着传主奋斗一生的专业和专业精神来设计构架的理性气质的传记——如果我们循着写文人名媛的路数去寻找其中人生故事的“闲笔”与“八卦”，是此路不通的，乃至于像作者几次提到的毛江森院士的夫人、贤内助张淑雅医生，以及他们夫妇子女的故事，也大抵因为与科学家主脉不大相干，一律点到为止、惜墨如金。

　　那么，这部传记是否就此而变得拒大众于千里之外？依传记“后记”里讲，本书“保持传记的真实性与严谨性”，又兼顾着“努力让传记作品生动、精彩、好读”的“文学性”和传播力，如何体现？事实上，陈崎嵘在历史年代的横轴与每一阶段科学（医学实践、病毒研究）的纵向叙述单元的结构里，精心筛选出了必要的故事、细节布置于行文的肌理，这些柔软、生动、感人的东西与科学的材料、数据、学理迥异而互补，用人文的方式化入毛江森的科学家人格和情感逻辑。比如作者写贫病的少年毛江森的家庭，尤其是写小江森目睹濒死的弟弟“在一阵猛烈痉挛后，朝着油灯方向‘噗’地吐出最后一口气。刚巧，此时一股冷风从破漏的窗户处吹进来，同弟弟的那口气汇合。那根正在飘忽不定燃烧的灯芯兀然熄灭，四周顿时陷入一片黑暗”。这是纪实，更是文学的细节。

　　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密布在纵横交错的科学经纬之间。1970年毛江森下放到大西北甘肃康县，他在偏远的公社卫生院任职并成了四乡八里的“赤脚医生”。书中的一个故事是，一位全身疼痛的老妇希望毛江森给她配几颗止痛的“速灭痛”，当毛江森开出5分钱的药递给老人时，老人又把药放在桌上打算离开，她连5分钱也没有，说向生产队去借借看，结果无功而返。“毛江森望着她略显佝偻的背影，忍不住泪水。泪眼模糊之中，毛江森从自己口袋里摸出几枚硬币垫付了这笔药费。”亲历的贫困和缺医少药“深深地震撼了毛江森、刺激了毛江森、也惊醒了毛江森”，陈崎嵘从毛江森的生平和思想中读出了科学家与苍生在生活和细节中造就的血肉联系，读出了毛江森和毛江森们从科学的殿堂沉入人间底层之后所获得的愈加强烈的信念与慈悲，所以陈崎嵘写道，“多年以后，毛江森……感慨万分地说，道德激情使他不顾个人安危，而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给了他解决难题的钥匙”。换言之，伟大的仁人之术是由道德和专业精神共同熔铸成的，这恐怕也正树立起了知识分子在世间价值的真谛。

　　1978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科学迎来了新的春天，毛江森在此时确定并发下了后半辈子科研道路的宏愿：“研究甲肝、制造甲肝疫苗、消灭世界上所有的甲肝。”从此至今，年近90岁的他从未停止和懈怠，从研究到生产，“为消灭甲肝而奋斗”。陈崎嵘半部作品的笔墨聚焦于此，同样选取了很多故事与细节，像1978年毛江森和助手陈念良整整三个月的“采粪”以及被公交车上群众误会指责的事，像甲肝疫苗冻干保护剂陷入研发困境与他在梦境中得到灵感而破题的事，像2005年安徽泗县的甲肝疫苗风波，像2003年“非典”骤起毛江森果断地认为这是一种“病毒病”并提出了“生态性预防与控制”的理念，全国捕捉、食用野生动物的狂热因此降温……

　　这当中，我注意到传记的一个出色的光点，那就是1999年毛江森和普康公司在浙江推行企业股份制改造中，毛江森“坚决不要那么多钱”，最终让出800万股给普康公司每个员工——陈崎嵘习惯在书中用“一次次”这个词实录毛江森及其团队科研过程的百折不挠，但惟有此处用作“一次次的洽商，一次次的讨价还价”，意思是毛江森要让出大多数股份，而省股改试点工作组一次次地劝说他持股。同样的，此后效益良好的普康公司屡屡被人劝告可以上市，“但毛江森不为所动、不为所惑”，并坚持“精品疫苗”和疫苗“平民价”。“如果是为了钱，他早就不干了”“追求金钱不是科学家的目标”；“从根本上讲，它（普康公司）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生产疫苗需要绝对的心静如水、屏气敛息。”——2008年，毛江森给母校杭州高级中学捐了50万元设立“毛江森奖励教育基金”。毛江森选择了站在人间神圣力量和科学所能带来的平等公正的这一边。

　　所以，《毛江森传》固然客观忠实、提纲契领地对传主一生参与的重要科研领域、代表性论文、科技转化成果和主要实验流程都做了记录和解说，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把传主置于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大环境中去观照，把传主学术成长经历嵌入到中国乃至世界病毒学、甲肝防治的大坐标系中去分析”，但我却愿意像解读一部文学作品那样去追索书中那条人世变迁与传主精神世界建成之关系的红线，我以为，这样的贴近不仅能体会“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理想和信仰的坚韧延伸，也同样能体会陈崎嵘那中正平实的叙事中所坚持贯穿的“人”的价值，一种毛江森的人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