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很简单。我的籍贯是南京江宁，但是1954年出生在辽宁沈阳，3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就把我带到了北京，于是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我只有为数不多的少年时期的老照片，但是我发现照片拍摄的地点几乎都是文化遗产，例如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等，这些后来都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当年都是父亲带我去参观，他是南京人，曾在“中央大学”学习文学，但是为了养家糊口一辈子没有搞文学，而是从事财务工作。可是父亲一直要求孩子们要多读书，读历史书籍、文学作品。我15岁的时候跟随父母到湖北农村锻炼了两年，主要是种菜。返城以后当了8年工人，其中两年半是食堂炊事员、 5年半做机修钳工。务农做工的经历让我对于劳动有了深刻理解，对于基层也有了很深的感情，认识到广大劳动民众是社会的坚实基础，是最需要社会关注的国家发展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我有机会上了大学，又有机会赴国外留学。当时教育部选派100名学生赴日本留学，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专业是建筑学，我选择了“历史的传统建筑物群保护”作为毕业论文。记得上大学时，我每天下课以后先跑图书馆占好座位，再去食堂吃饭，格外珍惜这难得的学习生活。在日本留学期间，我最喜欢去书店，在那里还遇到访问学者袁行霈先生，有机会多次向他请教中华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我在留学期间也开始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走访了雅典、罗马、巴黎等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从此以后学习就一直没有止步，一直到读了吴良镛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人生有幸，一直有机会从事世界文化遗产故宫的保护工作”
我从事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20年时间正是北京大规模开展城市建设时期，如果说1988年北京城市建设还基本在三环路附近，那么到2002年就已经向四环路外大片铺开。那时候，每年北京城市的建设量是欧洲所有国家建设量的一倍，可以想象这一时期工作任务非常繁重。我曾是北京市规划局城区处处长，后来担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当时为了疏解北京老城的压力，我们在老城外面规划了三个功能区：中关村西区、奥林匹克公园和中央商务区（CBD）。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奥林匹克公园的规划方案计划在中轴线北端建设一座500米高的奥林匹克大厦作为中轴线的收尾，我们审批时认为不合适，经过向市领导汇报后，方案进行了调整，规划为一个7.5平方公里的大绿地，至今仍然是北京市区最大的城市绿地。
北京市在大规模“危旧房改造”中大拆大建的拆迁方式，使很多历史街区、传统建筑被拆掉了，很多胡同四合院的墙上被画了大大的“拆”字，很多很好的四合院在成片改造中被无情拆掉。我长期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其中居住时间最长的是美术馆后街80号，在这个院子里曾经拍摄过北京第一部以四合院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吉祥胡同甲五号》，但是后来我再去的时候，这座四合院已经面目全非。为了让更多的历史街区和传统建筑获得保护，我们加快了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进度，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后来发展到40片，把北京老城，特别是中轴线、故宫周边大片的胡同四合院地区列入保护之列，加大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力度，同时加大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启功先生，他长期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对于博物馆文物藏品的征集和保护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期间，先后启动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长城资源调查，开展了山西南部早期木结构建筑保护工程、西藏地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四川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工程、大型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重点项目，希望我国真正从文化遗产大国迈向文化遗产强国。
2004年世界遗产大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会议举办得很成功，但是大会制定的一项规定对我们很不利，即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每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我国拥有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却与其他国家同等待遇。但是这项规定无疑是正确的，就是要平衡文化多样性，让那些还没有机会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庭的国家也有机会申报成功。因为每年上百个国家申报，但是成功的只是三四十项。我们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组织沟通，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都带有抢救性质。于是我们加大申报世界遗产力度，几乎年年获得成功，就在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遗产之时，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但是我认为最多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抢救保护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例如五台山通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加大环境整治，恢复了“深山藏古刹”的历史景观；杭州西湖通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住“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文化景观，同时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在保护西湖文化景观的同时，杭州市从“西湖时代”走向了“钱塘江时代”，在钱塘江两岸建设了新的杭州城，G 20会议期间人们把这个城市景象传遍世界各地，这就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力量。
人生有幸，一直有机会从事世界文化遗产故宫的保护工作。记得在城市规划部门工作的时候，特别担心大规模城市建设中，高大的建筑物、大体量建筑群侵入到故宫的文化景观中来，于是就在故宫周围规划了大面积建设控制地带和世界遗产缓冲区，使今天北京中轴线得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记得在文物部门工作的时候，在故宫的筒子河和城墙中间，有400多户居民和20个单位拥挤在这狭长的地带，生活工作都很不方便，当时居然有460多条污水管道直接向筒子河排污，两侧单位和居民倾倒的垃圾已经堆积出水面。于是我们提出“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21世纪”，经过社会各界3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在进入21世纪之时，把筒子河变得碧波荡漾。现在无论春夏秋冬，早中晚天气好的时候，总有很多“长枪短炮”对准角楼、城墙和筒子河进行拍摄，把紫禁城的美传向世界各地。
故宫“看门人”
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我只是一个“看门人”，首先是开展世界文化遗产的守护工作。我们开展了为期3年的大规模环境整治，改变了故宫的面貌，越来越多的古建筑经过维修保护得以开放，开放面积不断扩大。2014年开放面积突破50%、达到了52%，2015年达到65%，2016年实现开放面积76%，目前达到了80%。午门雁翅楼、神武门、东华门、端门、慈宁宫、寿康宫、南大库、箭亭等古建筑均作为博物馆展厅对观众开放，慈宁宫花园开放了，故宫城墙也开放了。几十年来人们参观太和殿之后，只能往北边走，高大的宫殿、宽阔的广场，一棵树也没有。很多观众曾经问我，为什么故宫里没有树，过去我只好告诉他们，再往北边走，到御花园就能看到树林。实际上太和殿西侧有右翼门、东侧有左翼门，只是没有开放。如今整治了两侧的环境，开放了两侧的区域，人们可以走出右翼门，沿着十八槐景观走向新开放的西部区域；人们可以走出左翼门，迎面就是宽阔的箭亭广场，大家这才知道太和殿两侧一步之遥有这么好的生态景观。第二次或第三次来故宫博物院的观众，就不用一直向北走，而是可以向西看展览、向东看景区，如此人流就分散开来。
今天故宫博物院很多古建筑用于教育，新设立的故宫博物院教育中心的大教室能迎接更多观众、更多学生来这里学习。故宫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这里几十个庭院都非常安全，总有很多同学来此开展学习活动。20年前，我到欧美的博物馆参观，曾羡慕那些博物馆的展厅和庭院有很多同学在上课学习。今天故宫博物院满院子都是各个学校的师生开展着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博物馆就应该是一座学习的课堂、一片文化的绿洲。
如今，故宫博物院已经成为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一年一度的“太和论坛”在这里召开，我告诉各国代表，“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号召人与自然之间应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应和谐相待，人的内心世界应和谐相安，我们的世界才是和平发展不断进步的世界。各国代表非常赞成中国的主张，20个文明古国在故宫博物院共同签署了《太和宣言》。每当外国领导人走进故宫博物院参观，我们会用中华传统文化给他们进行解读，红墙、黄瓦、蓝天，这是“三原色”，它们可以共同谱写出任何色彩。我们的世界必须是绚丽多彩的，而不能是单一色彩，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值得骄傲的历史，也都应该拥有他们向往的未来。
明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初四（1420年12月8日），皇帝颁布诏书，昭告天下：“……创建宫室……今已告成”。2020年，是紫禁城六百岁生日，我们可以欣慰地宣告，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的诺言。每天，当数以万计的中外观众走进故宫时，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感受到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今天被保护得如此壮美、如此健康、如此拥有尊严，他们一定会感动于中国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所作出的积极贡献。2019年，在实现限流的情况下，故宫博物院接待观众1933万，史上最高，也是全世界博物馆中接待观众人数第一名。更令人兴奋的是，在近2000万的观众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例超过了50%。
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在“大河文明旅游论坛”上，一位外国驻华大使在致辞中说，埃及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比中国早了两千年。听了以后我真的很难过，作为第一个演讲嘉宾，我介绍了几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者，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满天星斗般地揭示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特别是在之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以距今5300年至4300年的历史，证实了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我演讲以后，会间休息时，这位大使向我表示了感谢，让他了解到关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情况。我对这位大使说，是我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宣传不够。
今天，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非常重要。目前我国拥有55处世界遗产，还有59处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项目。为了讲好世界遗产故事，我们拍摄了综艺节目《万里走单骑》，例如走进良渚古城遗址、鼓浪屿国际社区、福建土楼、景迈山古茶林、杭州西湖文化景观，通过走访一处处世界遗产，讲述每一处世界遗产的价值、申报世界遗产的艰巨过程以及如何走进并读懂世界遗产，把世界遗产的精彩故事告诉年轻人、告诉世界。
我们还要讲好北京故事。《我是规划师》是由北京卫视和北京市规划部门共同出品的节目，我在节目中不装、不演、不背，也不会对着空气说话，而是与市民、规划人员、文物保护工作者等交流、对话，使人们了解北京规划编制和管理过程，以及实施效果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对人居环境改善的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多方面努力。例如在教育部推出的资助育人·文化艺术进校园活动中，我的任务是走进数十所大学，以“坚定文化自信，做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望者”为题，为在校贫困大学生举办专题讲座。目前已经走进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湖北、贵州、四川、宁夏、甘肃、广西、云南等省、自治区的20余所大学。所到学校同学们都积极参与互动，使我感到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活动，同时也得以深入了解大学生的文化需求。
不久前，中央文史研究馆组建了“中华文化大讲堂”组织委员会，由我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充分发挥文史馆员的作用，让中华文化走进各个地区、各个单位、各个学校课堂，走进中外文化交流论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我的导师吴良镛在我参加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当天曾嘱咐我：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一定要坚持带着实践中的问题读书学习，通过努力不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每次看望吴良镛教授，他都会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东西，我都要做好充分准备。
吴良镛教授是建筑师，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区域研究、人居环境科学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他的建筑设计体现出人文情怀理念，北京菊儿胡同的住宅设计获得“世界人居奖”，曲阜孔子研究院、南通博物苑新馆、南京江宁织造府博物馆等优秀建筑设计，在建筑界和社会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吴良镛教授一直推动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他的《人居环境史》九易其稿，我多次获得提前阅读的机会。吴良镛教授一直主张建筑师要学习文化艺术，其艺术造诣颇高，2014年8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吴良镛建筑书法绘画艺术展。每当《千里江山图》展出的时候，吴良镛教授都会来故宫博物院，站在《千里江山图》前长时间凝望，我感到这就是他心中理想的人居环境。
吴良镛教授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家居”的人生格言，虽然已经99岁高龄，但他仍在为建设美好人居环境而辛勤工作。20年来，跟随吴良镛教授学习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获得难得的深造机会，耳濡目染，感佩先生为学之谨严，行事之勤勉，创作之不倦，至今受益良多。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是我长期以来坚持的工作方法，“读书加写作”是我长期以来坚持的学习方法。去年我又出版了5本新书，包括《我是故宫看门人》《大运河漂来紫禁城》《单霁翔带你走进故宫》等。我还会继续努力，不辜负“会林文化奖”的荣誉，努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
（本文系作者在第七届“会林文化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