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
栏目:乡村
作者:厉彦林  来源:中国艺术报

  时光跨进2021年的门槛,冰雪和寒潮汹涌而至,几十年罕见。沂蒙山区寒风呼啸、冰天雪地,山川河流、田野树木银装素裹,村庄上空偶尔飘出一缕炊烟,是如此清晰和温暖。

  我乘高铁到离我们村五华里的厉家寨站,站上人不多,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检查依然很严格,戴口罩、测体温、亮绿码。

  在我们村,老少爷们遇到头疼脑热,包括患上疑难杂症,会首先去找村医。

  我们村的村医,曾是“赤脚医生” ,今年刚过60岁,我虽然当过他的高中老师,可论辈分我得叫他爷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为解农村医疗卫生之急,各村配备未经正规医疗训练但掌握一定医疗技术、本地农业户口、“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有个接地气的名字叫“赤脚医生” 。

  1975年,我高中毕业回乡教书时,还买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 ,也自学了一点皮毛的医务知识。

  去年清明节,我回村祭祖。正巧村医在参与村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他告诉我:“我现在负责附近的四个村庄的防疫,还挺忙活! ”言谈中透出辛苦的成就感。我笑着说:“疫情防控,你也有一功呀! ”

  说实话,“赤脚医生”并不好当,老百姓头疼脑热什么病都得懂一点,无论刮风下雨、深更半夜,得随叫随到,绝不能延误。即使大年三十,一家人正关门吃饺子,若有人生病,也要放下饭碗出诊。村民们朴实醇厚,与村医关系处得亲近,村医像“保护神” ,用心呵护着我们村和周边村老少爷们的健康。

  我没有见过我们村的村医穿白大褂。他的衣着,和村里老少爷们没区别,与乡亲们知根知底,彼此信任。他的医疗器械也很简单,似乎只有一个印有红“十”字图案的药箱,里面有听诊器、温度表、铝皮盒装着的针管、针头和部分应急的药品等。每一次出诊,他都背着这几样家什。我记得小时候好像人们都不怎么看病,感冒发烧了,喝碗姜汤,挺挺也就好了,也可能是怕那明晃晃的针头吧。

  记得有一次我娘发高烧,实在挺不过去,我急忙请来了村医。他量体温、听诊,叮嘱我找来暖水瓶,把针头和针管放到干净的饭碗里,用开水烫泡几分钟,算是消了毒。接着,掀开药箱盖,取出了两支“氨基比林” ,啪、啪敲开,吸进针管,很快就打上针了。

  我娘晚年曾一度体弱多病。我也带着她看过几个大医院,可娘内心深处,还是最信赖村医。记得在县医院住院时得了“蛇缠腰” (带状疱疹) ,因免疫力下降,治疗效果不理想。娘要求村医来治,正规医院不敢用土医生、土方子。最后,我们尊重娘的选择,做通医院工作,请村医专程跑了一趟。说来神奇,还真的很快好了,娘高兴地说:“院士和村医看病,最管用。 ”

  我们那个小村人少地薄,民风纯朴,生活宁静。村里人连大点声说话都觉得突兀,在外工作久了,回村说话更不能变腔改调,否则,会被戳脊梁骨。

  父母离世后,我依然喜欢回老家走走、看看,每年清明和腊月底,也会争取回老家祭祖。望着自家宅院、菜园和熟悉的树木庄稼……心里既坦然又茫然,既踏实又飘忽无依。我对乡村和农民命运的担忧,是不是就是流行的思乡病?

  村里没有诊室,村医的家就是。他家那四间屋,既是一家人的安乐窝,又是他给人看病、治病、抚慰心灵的场所,大门经常“吱呦”“吱呦”地响。

  那天,他放下肩头的药箱,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最近疫情防控又紧了。村医是个良心差,我干了一辈子。我知道这差事的分量,人命关天,不敢马虎,也不会马虎! ”“通过帮村里宣传疫情防控知识,配合做消毒和检测,又长了不少见识”“平常无论谁的电话、什么时间打电话,都得赶快接,不敢耽误。 ”

  我们村百来户人家,村子小,彼此都熟悉。病人不少,“穷”是病根。他高兴地告诉我:“自从有了医保政策,医药费国家扛了大头,乡亲们也重视健康了,看病不像过去那么‘抠’了,该住院都去住院了。重农活少了,得病的人也少了,但好像有心病的人多了。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

  有位慈眉善目的老中医曾告诉我:“任何药物,如果没有‘爱’作‘引子’ ,都不可能有疗效。医病容易,医心难呀。 ”

  村医又说:“身上的病大都有药可治。心病是百病源,心上的病看不透,不好治! ”

  我们又聊到他上高中时的事,问他:“你说鲁迅当年为什么弃医从文?是不是想去治这种病? ”

  他笑着说:“哈哈,这么深的问题,我说不明白,这得听老师你的! ”

  我说:“人心是肉长的,柔软,热乎,烫人。甭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重在调养。 ”

  各家责任田和菜园里的庄稼、茶叶、中草药和蔬菜被雪覆盖了,偶尔能透出绿色,虽说少了病虫害,但却是一场考验。清晨,悠长的鸡鸣声、浑厚的狗叫声和发动汽车的轰鸣声打破了村子的寂静和我的梦,农家地道的饭菜香,又浸润温暖着我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