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然写作的传统中，胡冬林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在他的作品里我们既能看到苍莽壮阔的山岭、绵延起伏的森林，也能看到一个21世纪的中国写作者是如何与自然、万物相处的。 ”近日，在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吉林省作协、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文艺报社、 《作家》杂志社与时代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胡冬林《山林笔记》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如是强调已故作家胡冬林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写作中的重要地位，引发与会专家、学者对《山林笔记》及当前生态文学创作的深入研讨。

　　一提到自然和生态，似乎每个人都能谈一谈，但李敬泽认为，无论在哲学还是审美层面上，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对自然形成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认知，当前很多作家书写自然的笔调，还停留在周作人时期那种“苦雨斋”式的、传统文人的趣味中。“并不是说这种趣味不好，它代表了中国文学中非常伟大、重要的一种传统；但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必须要思考，如何用现代的眼光观照自然、观照世界。胡冬林的意义就在于，他不是书斋里的作者，而是一个真正的行动派，他一直真诚地与他所书写的长白山及其万物生灵相处，写出了一个现代人对自然的感受与体会。 ”

　　关于“真正的行动派”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邬书林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说， 《山林笔记》完整呈现了胡冬林2007年5月至2012年10月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在长白山林区考察、学习和写作的日常点滴，他所记载的每一幕都是在实践中观察所得，使整个作品具有沉甸甸的现实的分量。他举例， 《山林笔记》中有一处写了人与熊争采蘑菇的故事：一位大姐在丛林中采蘑菇时看见一只熊带着两只小熊吃蘑菇，居然用木棍猛烈地敲击木桩把熊赶走，“抢”到了蘑菇。正如邬书林所说，“这样真实、生动的画面在书中不胜枚举，能写出这些故事，不切身融入山间、丛林里是不可能的” 。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也认为，胡冬林身上具有战士的品格和战士的作风，他的“深入生活”不同于普通的“深入生活” ，普通的“深入生活”没有他这样的付出与投入。白烨说，在读《山林笔记》时，他被胡冬林深深震撼了，“他实地勘察、上山爬坡、蹲守，但他的身体并不好，设备也简陋，刚上山的时候连一个好的相机都买不起。他坚持从事着类似于拉练的高强度的活动， 《山林笔记》里的每个字都是他用心血换来的” 。

　　与会专家认为， 《山林笔记》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即把散文式的生动描写与准确的科学描述进行了很好的结合。邬书林指出，作者用了大量笔墨耐心地描摹长白山上的生灵，按照生物学的规范介绍每一种动物、植物和菌类，体现了良好的科学素养，“这种真实、细致、科学的描写方式，将人与自然的命运更深刻地结合在一起，为后来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同时给今天的写作者新的启发，即如何把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很好地融合在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作品中” 。

　　“大作家往往也是博物学家、历史学家，其作品能容纳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但中国作家对博物学的重视还不够。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认为，胡冬林在这方面给当代作家作出了表率，他在写作中没有无节制地抒情，而是将博物学的知识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既生动又厚重。此外，他还分享了一段与胡冬林共同探讨生态文学的记忆。他说，比起“自然文学” ，胡冬林更愿意用“生态文学”来概括自己的写作，他认为生态文学就是要为野生动物、植物发言，呼吁更多人来关注生态问题。正如邱华栋所说，“胡冬林是真正践行‘四力’的作家，他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

　　在创作体裁上，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指出， 《山林笔记》是一本作家的日记，日记的形式使他的写作更为自由，不但能详细记录五年山中生活的日常起居和与猎人、山民、动物、植物的交流，还能从容地记载下自己的写作方向、对长白山这个选题的分析，以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长白山生态保护等隐忧的思考。 《民族文学》杂志社主编石一宁将《山林笔记》视为笔记体散文。他说，散文是一种比较自由的文体，而笔记体又是散文里最自由的形式，对一位常年在人迹罕至的山林里穿行的作家来说，笔记体是一种颇为适宜的形式。“笔记体散文及笔记小说在中国古代极为繁盛，因此我们不能说这是胡冬林的创新，但《山林笔记》的确是一部极富新意的作品，它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拓展了笔记体形式，丰富了中国当代自然文学的样态。 ”石一宁说。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胡冬林执着于生态文学创作，并非源于功利的追求，而是对大自然真诚的热爱。有人曾问过胡冬林细细描摹那么多植物、昆虫、鸟类有什么用，他回答“因为热爱，热爱生命中的一切，热爱所有的动植物，就连它们的名字也很美，像地球的一首首诗、一篇篇散文” 。正如石一宁所说，在生态破坏触目惊心、生态保护成为全人类关注议题的当代，胡冬林以一部《山林笔记》向人们证明，生态文学是行动的文学，生态文学作家的另一个身份是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