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微言大义的纯粹小品文
——读王国猛小品文有感
栏目:品读斋
作者:贺绍俊  来源:中国艺术报

《别有根芽》 王国猛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王国猛写的都是短文,每篇不过数百字,从文体上说,可以归入小品文。小品文其实也是一类散文,但它强调其篇幅短小,因此要给小品文定义的话,篇幅短小是其核心元素,它同时具备散文的全部功能,可以是叙事,可以是抒情;也可以议论,也可以讽刺。小品文也是一种很自由的文体,它包括各种题材和体裁,如尺牍、游记、日记、序跋、辞赋、小说等。小品文是现代以后才有的概念,但若要溯源的话,先秦时期应该是中国古代小品文的滥觞期。小品文成为古代文人特别喜爱的一种文体,因为它更适宜于自由抒发性情。在晚明阶段小品文写作达到了鼎盛的程度,也是古代小品文最为成熟的阶段,晚明的小品文体现出一种生活化、个人化的特点,是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志趣浸泡出来的文字。王国猛是古代文学专业出身,自然对古代小品文非常熟悉。他自认为他的写作就是有感于《论语》 《道德经》 《沉思录》的深奥精要,不以鸿篇巨制获胜,而以短小精悍争长。 《论语》 《道德经》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小品的鼻祖, 《沉思录》则是西方小品文的经典。

  谈到小品文,我便想起八十多年前鲁迅写的一篇杂文: 《小品文的危机》 。我们要知道,鲁迅写这篇杂文的时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品文最为红火的时候。小品文在现代以来得到迅猛的发展,是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兴起大有关系的。小品文的短小篇幅和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多姿多彩,对于现代报刊特别是报纸的副刊来说,真像是专门为其打造的文学门类,像《人间世》半月刊、 《太白》半月刊、 《新语林》半月刊、 《文饭小品》月刊等都是主要刊登小品文的刊物,小品文的兴盛不仅造就了一批写小品文的高手,而且也引发了关于小品文的热烈讨论。当时热烈倡导小品文的作家有林语堂、周作人等,而且他们主要是倡导所谓的闲适淡远的小品文。如林语堂就说,小品文要“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鲁迅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出来的。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林语堂们倡导的闲适小品文不过是一种“小摆设” ,但在中国正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我们更需要的是像“匕首和投枪”一样具有战斗力的小品文。鲁迅认为,“五四”以来小品文得到了大发展,就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 ,如今却流行将小品文做成闲适的“小摆设” ,这是小品文的危机。但鲁迅同时也从小品文的危机中看到了小品文的生机和转机,他说,当我们把小品文作为“匕首和投枪”时,就“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

  如今小品文又到了一个兴盛发展的时期,但人们觉得以小品文之名难以概括创作上的多姿多彩了,而冠之以随笔、杂感、絮谈、游记等各种称谓,而且篇幅是越写越长。王国猛并不跟着时尚走,而是在写着纯粹的小品文,每一篇几乎没有超过八百字,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小品文。从这个角度看,王国猛的小品文更接近古代的笔记小品。笔记兼多种文体之长,骈散相间,诗文一体,而其中的清言小品则是追求哲理性,其箴言警句充满智趣。在我看来,写这种纯粹的小品文要比写一般的散文更难,难就难在其短小精炼,无所遮挡。王国猛不畏其难,是因为他有他的文化优势。他说:“愿尽平生所积,融文学、历史、哲学于一体,遵‘文以载道’之旨而为文,力求言之有物,气势宏盛。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王国猛进行小品文写作具有非常扎实的古代文学知识准备,同时,他努力追慕先贤,古代小品文的经典自然也成为了他的写作楷模。他的大量篇什就是学习古籍的心得体会,而他对人生的感悟又往往从古代诗文中获取印证。比如《两种寂寞》谈的是人生的不同精神境遇,他是以大量诗歌意境来佐证自己的感悟的,如从“车如流水马如龙”到“门前冷落鞍马稀”或从“一剑曾当百万师”到“路旁时卖故侯瓜”等印证了感觉上的冷清寂寥是如何产生的。而“过尽千帆皆不是”“行到中庭数花朵”“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则是一种心灵上的永久寂寞。最后又以“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来说明后一种寂寞更为深刻,更不可解。一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却相当于对古代诗歌寂寞意境的一次总结,这完全得益于作者长年累月研习的结果。

  如今也是一个适宜小品文发展的好时代,不仅报纸刊物林林总总,而且新媒体也非常适合小品文施展拳脚。在这样一个小品文发展的好时代,人们似乎也很少提及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所提出的警告了。林语堂、周作人等人的闲适小品文反而成为了备受吹捧的小品文的典范。当然,必须承认,林语堂、周作人的小品文写得很好,何况鲁迅当年并不是绝对否定小品文的闲适淡雅,而是认为在关系到国家民族生存的重要时刻不应该以提倡闲适淡雅来麻痹人民的精神;同时他也认为小品文应该讲究生活情趣,“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 ,但鲁迅强调,这种休息不是麻痹人的休息,而是“劳作和战斗前的准备” 。在当今,王国猛没有把小品文写作当成是精神消遣的“小摆设” ,尽管他有一些小品文是以生活情趣和人生感悟为内容的,但他依然会把写作者的精神担当放在首位,正如他给自己的书取名为“微言大义” ,也就是说,文章哪怕是短小的,取义却必须是宏大的。

  今天我们写作小品文,的确不能忘记鲁迅的教导。鲁迅本人就是写小品文的大师,他所写的杂文就是小品文之一种,是真正的“匕首和投枪” 。但王国猛的志趣并不在杂文,他也很少写时政性很强的、直接面对现实发言的小品文。他在追求“微言大义”这一点上显然是遵循着鲁迅的教导的,他的小品文非常吻合鲁迅所说的“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王国猛在“大义”这一点上特别在意哲理性和辩证性。比如我从《别有根芽》这本书中就发现王国猛对于时间的哲理性有着反复的思考。如《时间之功》几乎句句是关于时间的隽语,发人深思。他还说:“我们其实也并不能改变时间的长短快慢,但可以提高行动的效率,按照相对论的方法,变相地获取更多的时间。 ” ( 《延长时间的方法》 )而这种对时间的哲理性思考,更渗透在《庄子的宇宙观》 《江山永在》 《放慢脚步,换了人间》等篇章中。小品文因其短小,作者往往专论一点,难免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毛病。王国猛在写作中特别注意事物的辩证性,这也许是他尽量避免这一毛病的方式吧。

  王国猛已出版了《今日方知我是我》 《微言大义》 《别有根芽》等小品文集,且始终写的是一种纯粹的小品文,或许他已打定主意,就是要在小品文上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