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中，避讳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国学大师陈垣指出：“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 ”汉文帝名叫刘恒，于是古之“姮娥”变成了今之“嫦娥” ，汉代的“恒山郡”变成了“常山郡” 。中原本土原本没有豹子，但是由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爷爷名叫李虎，为了避讳“虎”字，成语“管中窥虎”就变成了如今的“管中窥豹” 。避讳现象不仅在某些特定时代出现，有的还影响深远，直到出土文献的发掘才被发现。

　　陈垣在《史讳举例》一书中说，避讳现象“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 。先秦时期语言学发展水平有限，很少有多字同义的现象，一般都是一字一义。战国时期经典古籍又多是圣人和学者口耳相传的微言大义，他们以追求经义精确性为己任，改字则会影响思想发生改变，所以战国时期文献改字流传的情况较少。历史经过秦汉两次全国性质的政治文化的统一后，随着官学教育机构推崇经典文献定本的传布，西汉初期的避讳文化也随之产生深远影响，我们从近半个世纪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对读中可以一窥究竟。

　　我们今天看到的儒家经典《周易》中，就有一个避讳现象的经典范例。学术界普遍认为， 《周易》经文文本成书于战国之前。在春秋末期至战国中后期，孔子及其弟子为解读《周易》 ，又先后撰写了七篇十种《易传》 ，其中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小象传》专门释读《周易》每卦爻辞中的重点概念。传世本《周易·师卦》上六爻辞为：“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 《小象传》解释为：“大君有命，以正君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周易》叙述的是“国”与“人”的关系，而《小象传》解读的却是“邦”与“人”的关系？

　　上世纪末，在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指导下，上海博物馆收购了一批战国中后期的楚简帛书，其中包括一部战国中后期楚地通行的《周易》经文，这是《周易》目前存世最早的版本，其年代也最接近孔子整理《周易》的时代。该篇文献后来被刊行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第三卷）收录公布。其中《师卦》上六爻辞为：“大君子之命，启邦承家，小人勿用。”如若将《小象传》与上博楚简本《周易》对读，即可发现两者都用了“邦”字。

　　由“邦”字到传世本“国”字的转变，与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有关。

　　1973年发掘于湖南省长沙市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经文中解释《师》卦上六爻辞为“大人君有命，启国承家，小人勿用” 。据专家考证，马王堆帛书《周易》的抄写时间不晚于墓主下葬时间即公元前168年，此时是汉文帝刘恒的统治时期，汉文帝之父刘邦已经去世，故而传世文献中需要避讳不能再用“邦”字，“启邦承家”就变为了“启国承家” ，与之类似的比如官职“相邦”变为了“相国”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传世本《周易》用了“国”字。

　　但是，马王堆帛书《周易》经文与传世本《周易》经文仍然存在一处不同，即马王堆本中的“启国承家” ，传世本写为“开国承家” 。这又与避讳汉景帝刘启的“名讳”有关。传世本《周易》应成书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是汉景帝的儿子，景帝名为刘启，需要避讳“启”字，故而马王堆帛书的“启国承家”此时又变为传世本的“开国承家” 。

　　在先秦时代的语言体系中只有“启邦” ，而没有“开国” 。“开国”是一个经过了“刘邦”与“刘启”两次避讳后才诞生的新名词。而后随着“开国”的巩固，“启邦”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