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已经五十岁了。这一年的秋天，他正跋涉在艰难长征路上。队伍暂时栖息在荒无人烟的高原沼泽草地，面对一望无垠、满眼斑斓色彩、生机盎然的高原植物，他感慨道：“这里长着许多不知名目的植物，气候虽很寒冷，但草却这样的茂盛，别种于人类有用的植物，一定在这个地方有能够生长出来的可能。不过我不是研究植物土壤学的人，不能详细来考究，行军中时仓促一瞥，也无暇考察。等着革命胜利后，我们要派专门人才来这地方考察，一定有许多适用于人类的东西发现出来。 ”已届知天命之

　　年的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即使是在长征极端的困难中，革命理想也依然饱蘸着追梦激情。哪怕是行走在令人心生绝望的高原草地，他依然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憧憬着革命胜利后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无产阶级革命家基于坚定信念和始终不渝追梦的乐观主义精神令我们深深敬仰和铭记！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青藏高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高山植物资源。但很久以来，世界最大的种子库中却没有青藏高原的种子。青藏高原上的多项植物研究直到上世纪末，仍是世界植物研究上的空白。时间进入21世纪，一位叫做钟扬的植物学家走进高原，为祖国采集珍贵的种子，还为寻找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把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高原。在他的推动下，西藏大学的高原生态学科已经建起了一支站在世界前列的科研队伍。他说：“我是学生物的，生物讲究群体效应。就拿高原生态学这个领域来说，再用10年，培养10名博士生，聚集起20个人，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响的成果。 ”他还说：“没有持久的热情和长期的投入做不成事情。 ”十几年，钟扬们已经在西藏高原收集了四千多万颗曾经不为人知的植物种子，圆了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在长征途中寄望革命胜利后，进行西部高原植物土壤科研考察的梦想。

　　钟扬与董老在民族复兴道路上是不同时代的人，但是他们用相通的理想信念，把报国心连在了一起。董老在长征中担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这支特殊连队有100多人，多是年老体弱、生病负伤者，其中有30多人是女性。因此配备了60多副担架。重担在肩的董老与徐特立、谢觉哉一起，在过雪山草地时，把马匹让给伤病员骑，他们则每人拄着一根木棍，一步步前行，实在没有力气了，就拉着马尾巴走。董老深知，这支连队虽然不善于打仗，但每个人对革命都有特殊的价值。每到驻地他一撂背包就到各驻宿地查看一遍，看人齐了没有，住房安排得是否合适安全，伤病员有没有服药用的开水，战士有没有热水烫烫脚等。出发前还要早早起来关照炊事员做饭，检查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同时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党的政策。行军休息时还常常向聚集在身边的同志讲革命传统、古今故事；有时还和徐特立、谢觉哉一起吟诗作赋，用这些方式教育激励鼓舞同志们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种种困难。他被大家公认为是连队的“保护神” 。

　　70年后，钟扬秉持着民族复兴的志愿，来到西部高原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带着学生采集植物种样，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用，他总是一往无前。好多人因为受不了高原反应，半途而返甚至倒在了高原上。缺氧高反、爬冰卧雪、饿肚子啃干大饼是常事。有时他们就承受着被冻僵的危险，在风雪弥漫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破房里蜷缩；在高反严重时刻，钟扬常常将自己的氧气罩取下让给学生。一次采集高山雪莲，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他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他对学生坚决表示绝不停歇，“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 ”最终，他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他冲刺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董老已经离开我们40多年了，钟扬2017年9月25日因公殉职也离开了我们。钟扬生前说：“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如果地球因气候或核战争造成某些植物的毁灭，只要我们有种子在，就可以再生。在我们搜集到的香柏种子里，已经发现了抗癌的成分，如果若干年后能提炼出来制成治癌良药，那不是造福全人类吗？这不是最大的效益吗？ ”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的确，真正的革命者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种子，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和新时代科学先锋钟扬为代表的革命者就是我们为中国革命奋斗不止的精神坐标，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在心中发芽、开花、结果的最优秀的信念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