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e type="text/css">.TRS_Editor P{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DIV{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TD{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TH{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SPAN{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FONT{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UL{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LI{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A{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style><div class=TRS_Editor><p>　　金石书画是文人雅士的心头之好，石斑铜锈、字里行间，都带着历史的印记，而这印记的背后是另一群人曾经热烈的生活、寂静的死亡。我们在这些印记中发现历史，看见另一群人的生活，也看见我们自己。墓志是其中比较独特且重要的一种，它记录着一个人的生与死，这生活中有当时社会的影子，死亡里则往往透出人们的精神状态。 《杨二碑》算是平民碑里比较特殊的，它叙述精当，情感真挚； 《薛良穆墓志铭》则书法精良，墓主身份地位较高，但是由于墓主早逝，所以其中感慨至深。二碑都有骨肉分离的悲痛叙述，也同样对后代的问题表现出关注和惋惜，对读这两方地位、时代悬殊的墓志，或许我们能更真切地体会生与死的意味。</p>
<p>　　1990年秋，艺术家邱志杰曾在邹县孟府的回廊下发现一方墓志铭，深深地被打动了。碑文写道：“杨二，不知何许人也。民七年佣于庆余堂黄氏之家。性和蔼，勤于所事，侈友皆爱之。问其家世，只二妻一子，妻以荒年再醮云，子亦落拓不务正，随奉鲁军当兵西去至今无音闻。二于民国十七年九月罹疫死，死无葬地，求东人隙地痪焉。侈友恐其岁久而就湮也，故立石为凭，庶几其子他日归来，依稀知其父墓也。 ”距离这方墓志的刊刻已经九十年了，我们今天读来依然会为这个叫杨二的小人物的遭遇所触动。</p>
<p>　　碑主杨二，从名字便可以看出，是无数淹没于历史尘埃的小人物中的一个，经历出生、结婚、生子、死亡。然而他的幸运在于死后有这样一方小小的石碑记录着他看似简单却充满辛酸的一生。他受雇于人，和蔼、勤勉、友爱，有二妻一子，这在民国这个新旧交替的社会中，再普通不过。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来，这样的人不就存在于我们身边吗，甚至我们自己不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吗？所以，他的遭遇让我们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为这样一个与我们毫不相干而又密切相通的人感动着。可是，他遭遇荒年，妻子再嫁；儿子不务正业，随军当兵。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孤身一人，遭遇疾疫，死无葬地。可能是因为好性格好人缘，才换来一处死后的安身之所。他死的时候应该是有牵挂的，这个牵挂大概是他那不务正业在时代风雨中飘摇的儿子。他应该有同情的朋友，所以死后为他立石，希望他的儿子归来还能找到自己父亲的坟墓。</p>
<p>　　相比那些建功立业却在正史中附于人后的人物来说，杨二是幸运的，他的人生被邱志杰先生发现，又在网络时代被人们熟知，一个人的生与死、辛酸与牵挂变成了千万人的生与死、念想与焦虑。这方碑在艺术上应该难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在史料上也显得可有可无，可他的情感在1990年的秋天获得了共鸣，它被一个热爱金石碑刻的人读了并且记录下来，于是穿越历史的重障，活在了当下。</p>
<p>　　杨二在生与死的辛酸与遗憾中被铭记。另一方墓志铭的主人薛良穆则以完全不同的生与死触动着我们。 《薛良穆墓志铭》刻于唐天宝十二年（753年） ，可见碑主生活在唐朝最好的年代。碑文刊刻精良，字径寸许，在唐人行楷书墓志中算是大字，风格直承魏晋行书，笔画流丽却不滑腻。这样一方墓志的命运应该与《杨二碑》不同，可以成为书法范本，然而当我读到他的时候，开始触动我的书法已经变得不再重要。</p>
<p>　　墓志的主人薛良穆“十五专《诗》 《礼》 ，十九署甲科。既第之后，兼该泛览，尤善属文，日臻乎妙意” 。唐朝科举中《诗》为中经， 《礼》为大经，可见他在经学和文辞上都十分出色，假以时日，前途不可限量。无奈天妒英才，他二十九岁便离开了人世，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可是历史的文辞并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接下来的几句话便如利匕一般刺痛每个人：“人非金石，天可逃乎？之子之亡，有足悲者，何哉？既壮而未室，既第而未仕，既生而无寿，既死而无后，知是四者，何涕泪而能制乎？ ”人至壮年，却无家室；科举高中，却未进仕；生而没有获得长寿；死而没有子嗣传后。这四种情形发生在这样一个青春英朗、才华横溢的青年身上，怎能让人不垂泪哀叹。再回想，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在落寞的瞬间有过这样的焦虑，关于生活，关于梦想，关于生与死。之后碑文写道“慈亲泪血，爱弟行哭” ，亲人的离世总是悲痛，何况是这样一位年轻的黑发人。</p>
<p>　　这两方碑，相差1175年，碑主一个是活在唐朝盛世，青春年少、前途无量的士子；一个是活在民国荒年，暮气垂垂、妻离子散的佣人。他们被记录在石头上的辛酸与绚烂，同样动人。这动人并非碑主有惊天动地的事迹，而是记录者所流露的那种对于死亡的惋惜和慨叹。杨二应该至死都在念叨着他那个在外当兵的儿子，在飘摇的时势中，即使是父子，谁又顾得了谁呢！但是他心中的念想被同情的朋友记录下来，又以石碑的形式传递着重逢的希望。即使最后儿子没能见到父亲的坟墓，这种父子的亲情，朋友的知心，已经足够展现人之为人最美质的一面了。薛良穆的青春、才华在撰文的承务郎守伊阙县丞杨初阳那里，应该是得到充分肯定的。杨初阳或许是作为薛良穆的朋友，或许只是受人之托来撰写墓志铭的，不管怎样，他希望这样一位青春美质的士子获得美满的家庭、光明的前途，这是世俗而真挚的人生诉求。</p>
<p>　　最后是读碑者，不论是邱志杰，还是你我这样被碑文感动的人，之所以动情，大概源于我们都有那种对亲情、家庭、友情的珍重，对美好人生的渴求，对才华的追慕，对苦难的同情。带着这样的情感再去看历史，看碑文，看时间长河中每一个匆匆走过的人，再看看我们自己，似乎死亡也并不那么可怕。毕竟人性的光辉总是照耀着世界。</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