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  杨黎光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年10月出版

　　深圳有高楼林立，也有“二线插花地” ，这个浪漫的名字背后，是城市的伤疤。其中最大的一块在罗湖区，经过艰辛的棚户区改造治理和系列改革，迎来一个崭新的宜居乐业的罗湖。对于如何破解“城市病”这个世界难题，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改无疑具有样本意义和借鉴价值。作家杨黎光久居深圳，深入采访，以深圳罗湖区棚改典型事件为核心，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家园——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 。10月24日，中国作协创研部、深圳市文联、深圳市罗湖区委宣传部、 《中国作家》杂志社联合为该作品举办研讨会，吴义勤、何向阳、王山、何镇邦、潘凯雄、汪守德、白烨、施战军、王干、李朝全、高伟、李建军、杨晓升、孔令燕等评论家及王国猛、王萍、倪腊松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与会研讨。

　　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黎光近年来着力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索与思考，完成《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 《中山路——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和《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开放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 。 《家园——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是第四部，也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纪实版） 2018年第10期，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四部作品形成一个系列，反映出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与艰难。

　　“ 《家园》的出版是杨黎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也是对改革开放40年的一份献礼。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说， 《家园》选择的地点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曾经孕育了“春天的故事” ，而今更是走进新时代的所在地，杨黎光以深圳罗湖区棚改典型事件，切入改革开放的进程，以此思考现代化的代价，其创作不回避问题，使得作品不仅有时代感、接地气，而且有思想的冲击力，由点及面，上升至世界层面问题的思考。杨黎光的报告文学充满思辨性与抒情性，接续了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传统，对表现对象有自己的思考，有作者的主体性，且语言有个性色彩，做到了思想性与文学性的相得益彰，其作品题材重要，自身的文学品质也很优秀。

　　城市病并不意味着负面。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指出，棚户区改造题材在报告文学和小说中都不少，很容易被简单处理成民生工程，杨黎光的写作宏观与深刻并重，将棚户区改造放在城市病这样一个更宏大的世界性话题下来思辨、来考量，大大拓展了作品的宽度和深度。他说道，“其实城市病在现代化进程中早已出现，杨黎光对城市病的梳理作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告诉我们城市病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整个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当中难以避免的一个现象，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的城市或多或少都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伦敦、巴黎、底特律等，没有贬义的意思在里边；告诉我们城市病的成因、诱因是多方面的，有发展不足的问题，也有发展过度的问题，病因多种多样，要对症下药，对于我们尤其是管理者整体客观认识城市病、规避城市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指出， 《家园》把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这样一个很现实的事情，经过不断地理性思辨和思想升华，让它变得不再是一件小事，而是民生大事，反思了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又是怎么解决的，写到了罗湖上下团结一心克难攻坚，以人为本，拼搏奋斗，经过不断突破和创新解决了问题，这恰恰体现了深圳精神，作品把深圳精神真正地写了出来。

　　报告文学不是简单事件的罗列，而是诗与思的结合，杨黎光的“思辨体”得到与会评论家的肯定。 《小说选刊》常务副主编王干指出，我国传统报告文学一开始就带着哲思、思辨色彩，改革开放之初徐迟的报告文学更是诗意与思想的结合，后来报告文学成为档案式的写作，诗与思的报告文学传统基本中断，变成新闻资料的堆积。 《家园》接续传统，是诗意与思想的结晶。 《当代》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孔令燕也认为，以前报告文学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它承载了对时代的真实反馈与反思，选择一个话题来创作，就要有作家的高度与思考， 《家园》有很强的学术精神，是对传统报告文学的价值重现。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 《家园》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报告文学，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罗湖地区的历史实践，能够以小见大，体现出强烈的家园意识、忧患意识、民生意识、生态思想，字里行间有真情和温情，见解独到，散发着理性的光芒，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优秀的报告文学时代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