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审美意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李修建著
人民出版社 2017年8月出版

一

　　研究美学可以从审美意识、美学理论、美学思想以及更广泛的文化层面来入手，就古代中国而言，审美意识尤为重要。中国古人面对社会生活、山川草木、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等对象，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觉、感受和体验，并从中领悟出许多美学理论和思想来。中国美学一向不是从高高在上的哲学延伸下来，而是从丰富生动的审美实践中提升上去的，所以这里很少见到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而多有生动活泼具体而微的感悟和沉思。

　　这种从实践出发、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传统，同当今世界社会生活与审美活动都在走向碎片化恰好相视而笑。也许可以大胆地预料，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古老的中国美学将成为一种新的时尚，由边缘走向中心，中学西渐将会从起于青萍之末发展为东风浩荡，中西美学的互渗也会像陶渊明诗句说的那样，“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当着这样一个风云际会令人振奋的历史时刻，多卷本《中国审美意识通史》（朱志荣主编）的问世，来得正是时候，并将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

　　因为专业的关系以及机缘凑泊，我首先拜读的是这套通史中的魏晋南北朝卷。研究审美意识的老前辈宗白华先生就非常重视这一历史时期，提出过若干影响深远、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性结论。《中国审美意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出于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李修建博士之手。七年前我读过他那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定的专书《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所以我对他的这本新出之书大有信心。在生活美学里，最起作用的正是审美意识啊。

二

　　讨论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学术问题有一个特别的困难，那就是新材料甚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估计也很难会有如上博简、清华简那种从地下涌现出来的珍宝——基本文献就是那么一些，凡在此业内工作的人士一般都是通读过或比较熟悉的，在这一片资源相对贫瘠的园地里，深入研究现有材料、常见材料而有新的感悟新的发明也许才是更靠谱更可钦佩的大本领。

　　李修建博士所处理的材料没有任何新奇的别人不知道或难以见到的宝贝，他完全凭借常见的文献来展开自己的研究与论述，而颇多新见，大有发明，显示了高超的水平，作出了可观的贡献。

　　他这部著作在绪论和结语之外分为九章，其中第九章《互看与交融：南北审美意识的比较研究》带有余论的意味，其余八章分别从下列诸方面论述中古时代的审美意识：人物品藻、清谈、文学、书法、绘画、音乐、园林、药与酒，这样来大卸八块，就把当年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了；只有建筑和雕塑没有怎么论及，令人稍觉意外。

　　这八九个方面前人已多论述，但《中国审美意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则不仅对这些方面的情况有更清晰的叙述，而且颇多富于新意的分析阐释。例如关于人物品藻，过去人们比较重视的是曹魏末年到西晋那一段，而本书则强调指出，到东晋以后情况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比较普遍地将现世中人视作‘神仙中人’ ，并且是从审美的角度加以看待” ，二是“对人物所具有的林泽之气的推崇” （第61页），接下来又根据第二点进一步指出：

　　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提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这一观点几成不刊之论。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说，所谓晋人，应该指的是东晋时人。正是在东晋，对自然美的欣赏方才成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并且典型地体现在了人物品藻中以自然为喻，以及推崇人物的山林之气上面。

　　这正是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 。凡读学术著作，只有看到诸如此类之处，才会眼前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而那些近乎超大规模学术综述的部分，则可以一目十行，甚至匆匆翻过。

　　像这样出彩的分析，本书中所在多有，试再举一个前人研究相当充分，似乎难以再向前走的问题来看，这就是魏晋清谈的起源问题。此事过去讨论甚多，其中有两大主流意见，一说起于汉末的清议，一说起于后汉的游谈，二说各有所据，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意见，都不大引人注目。本书总揽全局，提出一种综合说，作者指出清谈起源之清议说与游谈说皆有可取，而且这二者正复相关，正因为太学里热衷游谈，才有士大夫结党，发起请议之可能；此外还有若干间接的原因：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总是众多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条件固然总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将其简单地归因于某一种因素，很可能会失之于武断。清谈的产生同样如此，其原因颇为复杂，有其社会基础，如后汉社会结构的变迁，太学的壮大，士大夫清流与宦官浊流的较力，酝酿了一种谈论的社会气氛；有其经济基础，贵族阶层有充裕的经济实力，可以悠闲地开展自视清高的娱乐活动；有其文化基础，今文经学的没落，古文经学的抬头，“三玄”的勃兴；更远地看，有其文化传统，如先秦诸子的游学谈辩，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所召开的盐铁之议，由东方朔开启的“答客难”文体，皆对清谈的产生有间接的影响。

　　这样开阔的思路是非常之好的。事实上，世界上固然会有一因一果、直线相关的情形，而更多的则呈现为一果多因、一因多果、纵横交错、有如蛛网的复杂局面，历史文化中某种复杂现象尤其如此——这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情形，如果不是这样，研究起来就将如同求解一元一次方程那样简单了。

　　但是看上去有一种简明扼要之美的一因一果、直线相关的思路在古代的历史文化研究中一直相当流行，人们看得多了，也就习焉不察，或者照此办理，而不觉其简单粗糙，于是也就远不能真正解释纠缠复杂的历史文化问题。

　　不过这里的问题还在于，当我们言说问题之复杂性的时候，仍然有必要分清主次远近，而且要设法解释两个不同的主因如何构成一个四边形，从而画出其对角线，亦即其合力即结果的方向。这样的研究要比求证任何一个平面几何的题目困难得多了。

　　修建君书中种种精微而发人深思的分析相当不少，其价值和可读性集中地体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