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商鞅发布招募公告，任何人只要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从都城南门移置北门，便予以一笔数额巨大的赏金——司马贞《史记索隐》考证，“秦以一镒为一金”。二十四两为一镒，则五十金合秦制黄金一千二百零四两。这样稀奇的事情，饶是见多识广的首都居民，恐怕也前所未闻。可一旦有人真搬走木头，政府却言出必信，赐予重赏，“以明不欺”。旁观者意外、憾恨之余，估计也不难感受到这份良苦用心。由此，政府的公信力开始真正树立起来。

　　那么，变法之初，为何先要“立信”？这又能为身处当下的我们提供怎样的借鉴与启发呢？

　　首先，政府之所以要树立公信，原因就在商鞅对秦孝公说过的八个字：“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说文解字》曰：“疑，惑也。”新法令再好，执行者有疑问、有困惑，事情便做不下去，功成名就更无从谈起。拟颁布的变法令，如果无法得到秦国全体民众（除了普通老百姓，也包括执行政策的官员）的一致信从，必将沦为一纸空谈，丝毫不能产生现实效应。可是，“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语）。治理国家的一个难处在于，民众多有纷纷然之私智，要他们同心协力最难。更何况，私智背后多半包藏私利。变法筹划一般都具有整体性和前瞻性，但普通民众考虑问题往往着眼于个人眼前的实际利益，二者的见识高低必有落差，当下的利益诉求必有不相应，因此，商鞅判断“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是不错的。

　　对此现象，青年毛泽东曾经十分感慨地说：“商鞅之法，良法也……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启蒙者眼里的“国民之愚”，恐不必限于一时一地，乃易地皆然。实际上，一项新法令、新政策是不是“良法”，是否符合国民的利益，能不能为他们谋幸福，大多数民众一开始并不太清楚；要是再受到意图阻碍变法事业的既得利益者的煽动，他们做出欢呼恶法、抵制良法的不理智举动，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从社会层面来看，新法令作为一系列崭新的行为准则，其推行不免会与民众多少年甚至多代人养成的旧习惯发生龃龉，转换生活方式可能被民众看成对自身利益的侵害。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直到新法令实施相当一段时间，新政策的实惠被民众切身感受到之后，他们才会真正改变态度，发自内心地支持改革。

　　军人之于军令，常常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毕竟战机稍纵即逝，紧迫的客观情势没有给战士们留下争辩、讲条件的空间。与之类似，商鞅认为，要解决“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的难题，政令必须如军令一样严明，拥有无可置疑的强制力和权威性。只有这样，纷纷然的民智才有一定之准，变法事业才会形成合力，国家行动的现实效益才会最大化。司马光讲“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所指出的正是“立信”之于一个国家和一国国民的重要意义。

　　然而，“立信”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儒家君子通过致力正心修身来塑造自身的道德人格，让自己值得被信赖，同时自然而然地对他人产生德性感召，这属于一种高贵的“立信”方式。那么，商鞅为什么选择利用悬以重赏来“徙木立信”呢？我推想，这一举动的潜台词大约是，你们不必费心思索这桩怪事的意义，只需要明白政府说到做到，而且法令对你们自身有实在的好处。换言之，“立信”要求民众的“不议”。作为法家的先驱，商鞅的变法事业颇为倚重赏罚。实际上，徙木立信并非只讲究赏而不讲究罚，它讲究的是立竿见影，言必行、行必果。“立信”过程中，“罚”的手段就被用来营造“不议”的舆论环境。

　　史书记载，新法令施行的最初两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民众普遍感到新法“不便”。对于新法的施行，群言汹汹的舆论显然有害无益。值此之际，又发生了太子犯法一案。此事件对新法的存亡构成了严峻考验。深知其间利害的商鞅，决定依法给太子定罪。可是，碍于太子君位继承人的特殊身份，为了不危及国家的长远治安，只好按照“教不严，师之惰”的思路，以教唆罪“刑太子傅公子虔、黔太子师公孙贾”。纵使是这样的裁决，客观上对反对变法者也产生了强大的震慑，自此以后，再没有人胆敢公然挑战新法的权威，以身试法。（“明日，秦人皆趋令。”）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商鞅有意识地将“不议”的逻辑推向极致：非但不许人们批评新法的坏处，也不许他们颂扬新法的好处。变法中期，新法已经收效明显，所谓“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这时候，一些最初控诉新法不便的人又来到国都美言变法的好处。若按人之常情，这一态度转变无疑是一件令变法者高兴的事情。出人意料，商鞅非但不领情，反而抨击这些人属于“乱化之民”，将他们全部发配到了边疆。这一举动无异于向所有民众宣示，是与非不是随便思考和评论的，只需要一切言行取准于法令，令行禁止，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即可。在这件事上，商君为人的刻薄寡恩固然可堪指摘，但是他坚持依法治理的一项重要内涵，即法令内容和执行的毋庸置疑性，也确有其意义。无怪乎，后世同为改革家的王安石要赋诗称许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语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令政必行”结果造就了国家的富强。短短二十多年时间，秦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有了巨大提升。从孝公即位之初“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的弱国，一变而成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的大国和收复长期被魏国夺占的河西故土的强国。在走向富强的途中，除开法令本身得当的因素之外，通过“立信”而形成的举国步调一致、同心协力的国民心理状态，也发挥了根本的作用。

　　这是否意味着商鞅的“徙木立信”具有一种理想的示范意义呢？商鞅之后数世，荀子曾将国家兴亡盛衰之理总结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考诸史实，这一论断可谓信而有征。

　　比如，《史记·刺客列传》记述，齐桓公称霸前，曾与鲁君相约在柯地会盟。“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要求齐国全数归还历次战争中侵占的鲁国领土。迫于无奈，桓公只好答应。待曹沫退下，桓公又想反悔。这时管仲对他说：“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管仲话中的道理很清楚，国家的立足之本在于国家信用，如果为贪一时“小利”而失去信用，就会被其他国家孤立，长远来看，必然得不偿失。因此，要舍小利而顾大信，哪怕是出于胁迫的承诺，也一定要信守。由此可见，“立信”不仅对于国家内部治理十分重要，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也具有基础意义。事实上，正是本着这不贪小利、不欺诸侯之心，齐桓公才得以最早建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这是霸者的“立信”。尽管孟子批评行霸道者“以力假仁”，质疑其德性（信用）的真实性，但在霸主那里，原则至少表面上尚未被败坏，故而荀子才肯定地讲“信立而霸”。

　　相形之下，商鞅在国内“徙木立信”，苦心经营，可一旦牵涉国家间的利害时，却一转而成权谋诡诈之术。史载，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兵攻魏。两军对垒之际，他主动给魏军主将公子卬修书一封，表示愿修故人之好，会盟以罢兵。公子卬应约赴宴，没想到商鞅却“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正是凭借这场胜利，秦国顺利地收复了河西故地。为了眼前利益，不惜背信弃义，这说明商鞅并不认为“信”具有独立于国家利益之外的价值，是否背信只取决于据此赢获的国家利益是否足够重大。或许对于自幼即好刑名之术的他来说，“立信”始终只是行刑名之术的必要手段，“信”本身只具有工具价值，而非治国的基本准则。从“信立而霸”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近人章太炎尝论商君曰：“其法取足以济一时，其书取足以明其所行之法。”（《检论·商鞅》）确属洞若观火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