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笨不拙,难得大道难成角儿
——作家陈彦谈长篇小说新著《主角》
栏目:创作谈
作者:本报记者 金涛  来源:中国艺术报

  编剧陈彦是戏剧界战功赫赫的一员“老将” ,他创作了《迟开的玫瑰》 《大树西迁》 《西京故事》等数十部戏剧作品,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 ,作品三度入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从剧坛转战文坛,“新人”陈彦一亮相就收获碰头彩,长篇小说《西京故事》 《装台》大受好评,尤其是《装台》名列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近日,陈彦第三部长篇小说《主角》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再次引起文坛高度关注。这部小说在创作之初就被几家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念叨,不仅远程关心进度,还几次到西安了解创作情况。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得知《主角》开笔,还捎话让先给《人民文学》刊发,并派编辑紧盯进度。2017年11月, 《主角》 10余万字的节选在《人民文学》杂志刊出;此后《当代》又将小说前半部分刊登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上;紧接着《长篇小说选刊》刊发了小说后半部分。作家出版社编辑看完稿子后激动地给陈彦打来电话:“刚刚读完,兴奋得不能不跟你通话。 ”这种感觉,也是记者阅读《主角》时强烈的感受:故事好看,人物鲜活,生活的热浪滚滚,文化的底蕴醇厚。近日,就《主角》的创作情况,本报记者专访了陈彦。

《主角》 陈彦 著

作家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大艺术家一定要有痴憨蠢笨的一面

  记者:您笔下的“主角” ,并非光芒四射,往人群中一站也不是最突出最个性张扬的那一个,很多时候别人在竞争,她却往后缩。您还说,大艺术家一定要有痴憨蠢笨的一面,太过聪明,脑瓜灵光得眉头一皱就能计上心来的,并不适合做角儿。这似乎与一般人们想象的“主角”有很大差距,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陈彦:先说一下《主角》的主角忆秦娥吧。刚开始她只是个放羊孩子。她舅在剧团敲鼓,看着姐姐娃多家穷,就想弄一个女子到剧团去。忆秦娥姐姐漂亮,灵气,本来应该姐姐去,但忆秦娥年纪小,在家用处不大,就让她去了。进剧团以后,也看不出她有太大前途,只是舅舅的相好胡彩香觉得这娃嗓子好,教她唱戏。为啥呢?因为她在家放羊,经常在山上野喊。忆秦娥她舅是单位上的怪人,痴迷专业,有正义感。她舅犯事后,忆秦娥演员也当不成了,到伙房帮灶,闲着没事儿就练功。后来老戏解放,几个老艺人发现这娃能吃苦,认为能吃苦是戏曲演员的首要条件,就把她弄出来排戏,竟然火了。后来忆秦娥被调到省上大剧团,在省团,主角配角争斗愈演愈烈,在争斗过程中忆秦娥不断向后退。她身上真没有名利思想,希望安安宁宁,谁都不理是最好的状态。可她越是不争,反而越被往前推,成了大主演。随着褒奖的到来,流言蜚语也来了。后来经济大潮起来,剧团不行了,大家要么做生意、要么做模特,她却没什么可弄,没事只能练功,也没明确目的,只是因为不活动就不舒服。这样坚持好多年,后来戏曲慢慢得到重视,这个过程中她开始清醒,逐渐走向自觉。忆秦娥本名叫易招弟,给她取艺名的作家秦八娃说过:有时候这么蠢笨的人,身上还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一面。忆秦娥后来不断寻访老艺人,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最后成为秦腔金皇后。在大家都抛弃传统迎合西方时,她反而回到山里找寻老艺人学艺,当不断接受外来把自家改得面目全非的人逐渐醒悟要从中国文化的根子里学习时,忆秦娥已经很了不起了。由忆秦娥的经历看,中国戏曲行的萎缩、衰退,有时代挤压的原因,更与从业者已无大匠生命形态有关,都跟了社会的风气,虚头巴脑,投机钻营,制造轰动,讨巧卖乖,一颦一蹙,一嗔一笑,都想利益最大化。

  记者:小说不动声色中展现了中国文化沉稳、厚重、坚韧的一面。

  陈彦:是的。我在小说里做了一些文化上的思考。清醒的文化坚守者很少,多数人是哪儿热闹往哪儿挤。忆秦娥不是民族文化清醒的坚守者,她是无奈的、甚至是无路可选的坚守。戏曲是她的谋生手段,只是沉浸太深,对这种文化的感知,无形中萌芽出的东西,成为另一种清醒。最后忆秦娥成为秦腔领军人物,变成了清醒的坚守者,突然觉得她那么苦难的一生还是很有意义的。过去的老艺人没多少文化,但肚子里能装几百本戏。他们是记下来的,不是简单地看过一遍。几百本戏里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能潜移默化地改造一个人的文化基因。很多老艺人虽然不识字,但懂历史,是不识字的文化巨匠。怎么做人才是有正大气象的人?怎么做人是小人?戏里说得清清楚楚。这个时代,你跟大学生甚至博士生交谈,会发现他们的价值观有时是混乱的,对社会的判断,很多时候是游移的、不正确的。但这些老艺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主意正得很,经得起时间检验。在中华文化的躯体中,戏曲曾经是主动脉血管之一,许多公理、道义、人伦、价值,都是经由这根血管,输送进千百万生命的神经末梢。

  记者:小说中提到很多唱戏做人的道理,比如“不能为了唱戏,把人学瞎了” ,“要把戏唱好,不能唱戏做人两张皮” ,等等,大多是对中国乡间流传千百年的传统美德的坚守,特别打动人。传统并非全都美好,乡土中也有许多低俗粗陋的内容,但在《主角》中基本没有看到。您在写作中是否也有主动的扬弃?

  陈彦:那肯定是的。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到底要坚守什么?我们需要在世界文化背景下的坚守,而不是孤立的、关起门来的坚守。在这个小说中,你要坚守的民族文化,一定是能走向世界的。当你和世界没办法对话,还在谈蛮荒、原始、违背基本人性的东西,肯定要被唾弃。写这个小说,我希望展现从1976年到2016年40年来整个中国社会的涌动,商品经济发展,农民工进城,西洋艺术引进,秦腔成为博物馆艺术,直到当下民族文化又被重视、得到提升。现在对传统的重视,既是中央高瞻远瞩,又和民族心理相呼应,是一个民族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遵循自己的轨迹出现的。对于传统的坚守,一定要转换成一个民族自觉的文化心态,这样在世界文化中才能站稳。

  与各类角儿打了半辈子交道

  记者: 《主角》之前,您曾构思过一个“角儿”的小说《花旦》 ,开头已经写了五万多字,最终没能写完,为什么?《主角》写作顺利吗?

  陈彦:写《花旦》时还在文艺团体,我在那里工作了25年,生活太熟悉了。要写时,所有素材扑面而来,没办法剪裁,有点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后来逐渐远离,有些东西渐渐清晰。我与各类角儿打了半辈子交道,有时一想起他们的行止,就会突然兴致盎然,甚至有一种生命的激扬与亢奋感。写作《主角》时,几乎常常是一泻千里般地涌流起来。

  记者:写作上的顺畅,是否也因为您创作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之后,在小说技巧上更加成熟?

  陈彦:确实有关系。 《装台》写搭建舞台的一帮农民工,和《主角》是连贯的,同时也是一种象征,生活中无非两种人,一种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是搭舞台供人表演的。舞台剧创作的经验也为我提供了帮助。戏剧把生活浓缩在那么短的时间,删繁就简,要做很多工作,长篇小说在这方面要向戏剧借鉴。更关键的一点,这三部小说都写了我熟悉的生活,最大的积淀是生活。凡是写长篇,七八十万字的篇幅,需要的生活细节是海量的,生命中所有的东西在这时候都要调动起来使用。我写完一部长篇,感觉很多生活都被掏空了。

  配角也不能写成道具人物

  记者:“主角”之外, 《主角》中还写活了众多配角,初读小说,甚至觉得配角比主角还精彩,他们中很多人物都有棱有角,性格鲜明。在小说中,您如何处理主角和配角的关系?

  陈彦:小说里出现的每一个人物,一定是鲜活的生命,配角也不能写成道具人物。小说、舞台剧不是写概念,第一任务是塑造人物,人物鲜活了,才能承载你要表达的内容。再一个,“主角”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小说里边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做主角,谁愿意给人做配角?甘当配角,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无奈。比如我在小说里写到的廖耀辉和宋光祖,剧团的两个炊事员,两人天天争大厨,争到最后,互相使坏。他们也是主角、配角的关系。这种关系,生活中无处不有,有时候形成巨大象征,大家看着就有意思了。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但我们永远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全部命运,这就是文学、戏剧要探索的那个吊诡、无常吧。台上台下,红火塌火,兴旺寂灭,既要有当主角的神闲气定,也要有沦为配角,甚至装台、拉幕、捡场子的处变不惊。

  记者:全书人物熙熙攘攘,如一台大戏,行当齐全,热闹好看,充满了烟火气。

  陈彦:小说一定不只是写给文艺界看的,一定是社会方方面面的人看到都能找到里边的意味,这才有意思。 《主角》中大概有200多人,我是想借忆秦娥这个人物,借秦腔这门艺术,阐发从1976年到2016年这40年中我对整个社会的感知,想借舞台艺术,阐发对大社会的认识。

  调动各种手段塑造主角

  记者:在《主角》中,既有戏曲知识的融入以及对戏曲发展的思考,又有丰富的人物,知识与理性思考丝毫不影响形象塑造,整个阅读过程是非常愉快的,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您在创作中如何把握两者的关系?

  陈彦:这也是我在创作时感到比较难处理的。 《主角》里面写到的戏曲知识,对不了解的读者是一种普及,但这种普及一定不能写得生硬,如果作者要跳出来说话时,一定是多余的,必须拿掉。我是努力在读者特别想了解时,插几句戏曲的内容,一定要和人物此时的心境、故事的推进相关联,甚至和人物命运关联着来写。比如忆秦娥遇到苦难时,我写到《游西湖》的某一段唱,一定要勾连她的心境。包括其中写到秦腔“吹火”技巧。这时候看,戏曲知识就不是闲笔。我多年在剧团做编剧,也做管理,一个戏经常要看很多遍。当你觉得写到某处和人物情感命运没有关系却要延伸什么思想时,台下观众那种凉、那种冷,你自己身上都起盗汗。

  记者:小说最后,您用几段戏词,概括了忆秦娥的一生,文辞优美,打动人心。但这样写会不会给读者一种剧透之感?

  陈彦:没有这种担心。那个处理不是提前想好的。写到那里,突然觉得没办法表现了,小说把忆秦娥的精神已经推到了最高点。我突然想,她是演员,长期唱主角,舞台剧在关键时刻,主角一定有一大段唱,突然觉得,在这里转换成大段咏叹,用戏剧的写法来表现,力量是最强的,也是合适的。刚好我写舞台剧比较得心应手,就调动各种手段完成对主角的塑造。

  戏曲的生命力强大得很

  记者:提到陕西当代的小说创作,人们自然会想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位大家,有人称他们是陕西文坛“三座大山” 。在大家之后写作,压力大吗?

  陈彦:我还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认识,是咱们的师长,我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但每个人有不同的写作路子。没有想过超越突破,就是想写出自己应该写的。我想这也有点忆秦娥的劲头。

  记者:戏曲对您童年有什么影响?

  陈彦:小时候看剧团唱戏也不容易,听说哪个地方要演戏,会跑几十里路赶过去看。我父亲是公社书记,剧团巡演到公社,不管到哪个大队,都跟着看,就是觉得好玩儿、有意思。 《主角》里边写到最大的场面,十万观众看忆秦娥演出,这是我真实经历的场面。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带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在黄河滩上,参加三省物资交流会演出,场面巨大。我觉得秦腔皇后忆秦娥应该有这样的场面才能把她衬托出来,就在小说里设置了十万人看戏的情节。我自己的一个戏, 《迟开的玫瑰》 ,在宝鸡演出时,有五六万观众,后面观众有的站拖拉机上,有的爬到树上,人山人海。现在演出,一万观众的场面还经常见。戏曲有巨大的吸引力。 《主角》最后,忆秦娥带出了徒弟,自己被冷落,觉得就要走出历史舞台了,可他舅说,没有,你在省上待的时间长了,你到沟沟岔岔去看看,唱戏的生命力强大得很,供你演戏的台口多得很,你才50多岁,多少地方需要你去唱戏!忆秦娥51岁又回到放羊的家乡,再次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