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自己生活的土地以及我的写作立场
栏目:心语
作者:凡一平  来源:中国艺术报

  从桂西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三级公路的对岸,有一个被竹林和青山环抱的村庄,就是上岭。它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者摇篮。我十六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对我来说,家乡是我生活过的地方中最净洁的土地,我最纯真的岁月也是在那里度过的。自从我离开了那里,进入都市,我被各种欲望骚扰、引诱、腐蚀,尽管我努力地进行着抵抗——用了四部长篇小说对我的都市生活进行批判和解剖,但我还是觉得我已经不天真,不干净了。我要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我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我?我能变回去吗?而我认为最纯净的家乡这么多年也在变化着,我的村庄生态越来越好,我的乡亲也变得比以前富裕了,但是欢乐却比以前少了很多,这是为什么?我必须重视这个现状,就像审视我自己一样。

  2007年某天,我回到上岭。此次归来距离我上次的返乡,相隔了十一年。这次的返乡,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亲切而隔阂的上岭,熟悉而又陌生的乡亲,让我关切和疼痛。从那年以后,我年年回家。期间我还争取到政府十万元钱给上岭修建了一个码头。殊不知正是因为这十万元的码头,差点造成了众叛亲离的后果,因为我不允许我的亲戚染指这十万元钱,而修建码头的人又没有用好这十万元钱,建起的码头差强人意。我被亲戚抱怨,被村民误解。但是我不做任何解释。我依然年年回乡。回乡,只要我回乡,似乎这才是我的乡亲所期盼的。如今,只要在每年的某个重要节点,乡亲们总会看到我坦诚的脸孔,而他们回报我的,只有热忱。亲善似乎又出现在我的村庄。但我还是沉重。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实的农民命运,总是像磐石一样压迫着我。它压迫了我很多年,无论我是在金光大道的城里还是在纸醉金迷的经历中,它始终是我挣脱不开的梦魇,忽然有一天,我找到了撬开磐石的杠杆和角度,为此我激动不已并且不遗余力。

  《上岭村的谋杀》是我正视自己生活的土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使我获得了一次艺术的跨越和心灵的救赎。我写了一部内容与我以往不同的小说。“心灵的救赎”是指我以往的小说总是背离我成长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对让我无愧的农村生活。而我现在的笔触调转了方向。我回来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

  在中国广西,有这样一批作家,他们非常的团结但创作个性却截然不同。这些个性截然不同的人之所以能拧成团,是因为有好的领导和对文学的无比虔诚。他们,实际就是我们,大部分出身穷苦家庭,在我们艰难成长的岁月里,文学是唯一能让我们忘掉饥饿的食粮。文学培养着我们并最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我们现在都居住在城市里,尽管被高楼大厦包围被灯红酒绿诱惑,但我们依然情志不改默默耕耘。在喧嚣和利禄的城市里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我们虽然没有声音,但并非我们没有思想,就像我们虽然远离京城但并非我们就不贴近生活一样。我们沉思默想,从不摇旗呐喊,但我们心心相印。

  以我个人为例,如今,我已经是五十三岁的人了。当我跨过知天命年纪门槛的时候,心里头已经十分的明净,就像一个攀登者在半山腰,在纯净的雪域里,望着更加纯净的峰顶,他的感觉也一定是非常单纯一样。

  因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双脚踏上峰顶。为此,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攀登。

  对一个人到中年的写作者来说也是一样。

  算来,从198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已经三十五年了。如果一个人从那时候开始从政,现在可以做蛮大的官了;如果一个人从那时候开始经商,现在也有不下于百万甚至千万的家财。

  而这三十五年,我矢志不移地写作,一刻也没有打算放弃。我经常问自己:我究竟为什么对文学这么虔诚?我回答不上来。我回答不上来是因为我心中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所有的表述都不准确,就像一个人痴情地爱另一个人,就像那么多人痴迷足球,谁能说清楚、说全面这是为什么?

  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文学有一种乐趣,这种乐趣也无法言喻,只有在叙述、想象、构思的时候才能感受得到。这是创作的快乐。

  当一个写作者进行一部作品的创作的时候,他就像进入了一个王国,并且成了这个王国的主宰。他控制着这个王国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他让人物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情,并安排和决定他们有不同的命运。只要他不高兴,他可以让国王变成一名乞丐,让相爱的人劳燕分飞;而只要他乐意,他可以让丑小鸭变成天鹅,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样的写作者看上去很独裁,但其实他是在任由人物自身的性格和能力,发展各自的前途,选择各人的归宿和结局。他坚信性格决定命运。他其实是最尊重人的人,他以人为本。在以人为主体的精神国度里,作家的意志和情感能够最大自由地宣泄和发挥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这些年,我常觉得我写的小说像是种子,或像是鸟蛋,被别人拿去播种或孵化,然后长出奇异的花草或生出怪诞的鸟来,比如《跪下》 《寻枪》 ,又比如《理发师》 。它们从发表和卖掉版权以后,就仿佛不再属于我,而属于演绎它们的编剧、导演和主演——当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人们把我的小说拿去改造成电视剧、电影之后,我就像老实巴交的农民,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被送到别人的家里生活和抚养,等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发现他已不再是这些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变异了,他和孩子的关系已经疏远,甚至已经认不出是自己的孩子了。而那些将孩子拿去培养和打造的人,也俨然以父亲自居,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实力证明养育的功劳,最高的荣誉和报答应该属于他们。

  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写作者的宿命。

  这些年来,很多作家都在搞影视,因为影视比小说巨大利益的诱惑,让人无法拒绝。我就是属于不安分写小说的作家之一。我每写小说之前之后,总是希望首先它能发表,然后被转载,再然后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

  我有几个小说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有的人说我很幸运,而导演就是给我带来幸运的人,影视界则是我的福禄之地,因为如果不是影视的推动,我就不会有现在的名气,我的书也不会有人抢着出版,我的生活更不会比过去好。

  事实上、表面上看的确如此。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感谢影视?感谢将我的小说搬上荧屏和银幕的人?

  不。

  为什么不?

  因为影视并没有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

  物质不是快乐吗?名利不是快乐吗?

  不是,我的本质告诉我不是。

  你的本质是什么?

  小说家。

  那么你的乐趣在哪里?我的乐趣在写作中。是这样吗?真是这样。

  乐趣是什么?

  鱼的乐趣是从容地出游;鸡的乐趣是寻找一个安静下蛋的地方;

  那么,你——写作者的乐趣是什么?

  我说,乐趣是情感的自由发挥,是意象的生动表达;乐趣是释放自己的幻想,在想象的世界里,浪漫的爱情是乐趣,成功的复仇是乐趣,美和丑的对比是乐趣,生和死的竞争是乐趣。而每一次悲欢离合,每一次撕裂心肺的痛苦,在漫漫的长夜中,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呢?

  对于我——天命之年的写作者,注定是要为这样的乐趣活着。我常常不敢称自己是作家,是因为我害怕我万一懈怠而不写作了,我的乐趣就会中断。那么作家的称谓就只是一具空壳。因为我以为,作家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是作家。真正的作家为什么有一生美誉,是因为他们终身都在写作——虔诚地写作,刻苦地写作,孤独而安静地写作,清贫而自由、自豪地写作——历史和我们这个时代有无数这样的作家。他们不像另外一些人,因为写作而改变了个人的生活命运,成为作家后,却不再写作:当官以后不写作,发财以后不写作,下台以后也不写作,破产以后也不写作——但无论他们得意还是失意,作家的称谓都能使他们的身份增加和保持某种尊严和信心,仿佛作家是一种既能进攻又能防守的秘密武器。

  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却又害怕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人。

  因此我必须写作,道理就像母鸡就要生蛋公鸡必须打鸣一样简单。不写作不行,不写作就不是作家,就连一个势利的文人都不算。不写作还继续称作家,只能说是沽名钓誉。

  不写作,我的乐趣便鸡飞蛋打。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没有文学,我什么都不是。

(凡一平  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