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底，屠岸先生远行。他走得平静，临终还对大女儿章建说：“人生是个美丽的过程，我是幸福的。 ”这让我想起他在“自述”中说的话：“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想起吴祖光写的四个字。有人说吴祖光一生坎坷，生不逢时。吴祖光拿起笔写下‘生正逢时’ 。试想，一个人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 、大饥荒、‘文化大革命’ 、改革开放，生活经历如此丰富，岂不是生正逢时？ ”

　　多年前，我和李晋西共同完成《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三联书店2008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的采写之后，我们选择的第二个访问对象就是诗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和文学出版家屠岸。

　　屠岸很快就给我回电话，说他有写自传或回忆录的想法，但由于活动太多、太忙而一直没法着手，现在就由他讲述并提供相关的作品、日记和其他材料，由李晋西和我做记录、整理和编撰成书的工作吧。至于采访的方式，他说不必采用“牛汉模式” ，不必到中国作协的创作基地去，因为他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不能吃富含蛋白质的食品，正餐必须吃一盘糨糊状的“维思多主食粉”（俗称“麦淀粉” ）。所以采访只能到他家里来。至于我们中午吃饭的问题，他说不要到外面餐馆去吃，他请了会做南方口味菜肴的保姆，饭桌上加两双筷子就是了。

　　这样，从2007年11月起，我们每周以周末为主，约有两三天便到他家里去采访。其他几天，则让彼此处理一些紧急事务，或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当然也是顾及张弛有度——毕竟他和我都已是老人了。

　　到了2008年春天，由李晋西整理成初稿，经我通读校改过的“屠岸自述”初稿，便交由屠岸做或增补，或删节，或修改订正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 2008年3月24日晚上，我给屠岸同志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原来就知道，在领导过我的几位社领导中，你是谦谦君子，以儒雅著称。而现在，我从你自述的几十年的历史中，很具体地知道，你的学识、修养以及在诗创作和翻译等方面的成就都是不同凡响的。你的品德和贡献，起码在我认识的领导中，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也是特别令人感动和敬佩的。 ”

　　2008年5月10日，屠岸同志在把我给他的信的复印件应我之请寄给我的同时，回信给我说：“我又看了一遍您给我的这封信。越看越觉得惭愧。您信中对我的评价，我也觉得是担当不起的。说‘品德和贡献’ ‘独一无二’ ，这‘独一无二’如何理解，我想了一下，如果说有个人特色，这无可厚非——但这样理解，任何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理解为任何人都不如我，不如我的‘品德和贡献’ ，那我绝对承受不起！这绝对不是谦虚……”

　　为什么我会说，屠岸同志在领导过我的几位社领导中，其“品德和贡献” ，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也是特别令人感动和敬佩”的呢？

　　首先，我想应该是指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和在著译作品方面的成就。屠岸是当之无愧的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学者型的出版家。他著作等身，其涵盖之广、学问之深，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他还爱好话剧、电影、绘画和书法。就其交游而言，在诗歌界、翻译界、戏剧界、文学出版界和其他各界朋友之多，其亲和力之大，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其次，在看重亲情，创造和谐、亲密的家人关系，以及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伦理道德等方面，他也堪称楷模。其中突出的事例，是他们家2003年元旦开始坚持多年的“晨笛家庭诗会” 。“晨笛”是屠岸外孙的名字，屠岸用来命名他们定期举行的家庭诗会。亲情浓浓，其乐融融，既长知识，又有愉快的交流，与会者无论男女老幼都各有收获。这样的家庭诗会何止是在我认识的社领导中，就是在我的同事、亲友之中，也是“独一无二” ！

　　第三，体现在对待友情、爱情方面。屠岸和成幼殊、陈鲁直、卢世光等在上世纪40年代就成立了野火诗歌会，创办《野火》诗刊。他们以诗表达对真善美的向往，对假恶丑的鞭挞。他们以诗会友，而且把真挚友情保持长久，持续了六十多年。

　　屠岸的初恋女友是董申生。后来她去了台湾的一个亲戚那里谋职，最后去了美国。屠岸说，他对申生的美好记忆永远定格在1945年那个遥远的年代，“终我一生，永远刻骨铭心。 ” （引自《生正逢时——屠岸自述》，三联书店， 2010年4月北京第一版）至于妻子章妙英，屠岸说，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夫妻之情，是“春蚕到死丝难尽，蜡炬成灰泪不干” 。回顾自己一生的爱情时，屠岸坦然地说：“我一生只爱过两个女子。一个是申生，虽然没有结合，但她永远是我心中的圣女。一个是妙英，做了一辈子夫妻，她是我的孟光。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婚姻关系是牢固的。我们是一辈子白头偕老的夫妻。 ”真是难能可贵的榜样啊。

　　当然，屠岸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完人。（世间哪里有完人？）就工作而言，他自己说：“我可以跳单人舞。但如果是满台灯光，我就晕了。……”

　　屠岸，是谦逊、平和的人。在某种政治压力下甚至有点软弱。“文革”中还一度想过轻生。但他的内心是坚强的、坚韧的。试举一例：建议人文社召开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家会议，并在会上放了一炮。

　　打倒“四人帮”后，新闻界、文艺界率先感受到政治上的解冻。在这种背景下，当时只担任人文社编辑部主任和党委委员的屠岸便在1979年1月18日的党委会上向社领导提出召开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的建议。经过认真筹备， 1979年2月6日至13日，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与会作家有王蒙、张洁、冯骥才、莫应丰、古华等约六七十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和茅盾、周扬等同志都被请到会上作报告。经过几天艰苦的思考和准备， 2月9日，屠岸在会上作了一次认真大胆的发言。他对“文革”公开表示质疑，慷慨陈词，相当激动。这对于平时谦和待人，像个谦谦君子的屠岸来说，相当罕见。事后韦君宜对他说，有的作家说屠岸在会上投放了一枚重磅炸弹。

　　在我熟悉的领导和友人中，牛汉和韦君宜都是刚正不阿、骨头比较硬的人，而屠岸和严文井则是对历史和现实、对人生有深刻思考的智者。或者说，前者刚中有柔，后者柔中有刚。表现不同，个性使然。他们都是我敬重的，很值得我学习的领导和前辈。

　　书比人长寿。屠岸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