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  赵献涛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7年3月出版

　　任何小说都要有故事的。传统小说擅长编织情节故事，讲关节悬念，讲起伏高潮。现代小说则长于描写日常的故事，展开心灵的故事，我们也叫它无故事。赵献涛的长篇小说《村官》 ，就是这种“无故事”的故事：写杂七杂八的事，编织日常人生故事，没有大情节故事构架，没有起伏波澜，但朴实而饶有趣味的描写，却贴近他们生存的本来面目。

　　这部作品较有分寸地把握了民情、爱情友情与礼仪人性。我们是礼仪之邦， 《村官》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礼仪之下人的生存态势。郝志强当了支书，没有明着欺负谁，报复谷小勇，也不是用霸道直对，而是通过免除冯婉丽的三提五统，让租地的谷小勇眼馋，引起婉丽与小勇的冲突，让小勇难堪下不来台。支书用了阴招儿，其实也无伤大雅，维护了正常乡村秩序。宋安国并不是多么坏的人，在外面拉县上做靠山，横行霸道，对本乡乡民却一点也不张狂，这是个具有两面性的复杂人物。现代文学中，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钱文贵就是这类人物，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中的阎恒元也是这类人物。

　　过去普遍贫困的时代，作家普遍具有“高尚纯洁”的社会关系认同情结。当代渐次富裕的社会，小说书写男女关系不免增加些物质化描写，从而构成男女风情一隅。冯婉丽没有因为与大胖有了一夜情，就去觍脸求他办事，也不会因为栗宏深为她家里事儿跑前跑后，就舍身与他，这是婉丽的女人性。汪曾祺小说里，巢湖地区的女子爱得真挚；沈从文的小说里，湘西的女子爱得妩媚；苏童笔下的吴中女子爱得佻荡，都不同于黄河流域北方女子的那种温不温火不火的礼俗。北方人这种生存状态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利益、礼仪和人情的多重混合考量所致。河北文化最受齐鲁文化影响，历来又作为京都官仪文化的附属。这种文化的积淀及其与现代商业文化的结合，容易截断性情之真，也让道义冲动不够。直道不行，真性不露，义利纠缠，见机而行。作者生于斯长于斯，所以写起来都是真实的再现。

　　《村官》重视平实的现实主义笔法和真实的乡村描画。现实主义笔法依然是当代中国写作的宽广大道， 《村官》作者认准了这条路子。就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说，铁凝的《玫瑰门》 ，通过扩张“细节”走入心理现实主义，关仁山的《日头》通过“从心所欲”式写作走到童话现实主义路子上去了，也与魔幻现实主义杂用。 《村官》并不重视细节描写，说明作者有意脱离那种刻板的旧现实主义笔法，可是小说并不离开乡村风俗实写，以平实的笔法写出了真实的乡俗景致。

　　小说不把乡村的生活写得极端化，注重现实主义小说的随机性真实，不去刻意营造氛围，也不把冲突写到极端和越轨。丈夫死了后，冯婉丽接连与人冲突，哪次都没有激烈争吵，找宏深这样的执事说和，也就解决了。婉丽派人到不给租子的谷小勇家里灌粮，谷小勇脸红脖子粗，最后也只能乖乖认输。宋安国用廉价的代价，要乡亲们提供帮助，婉丽嗤之以鼻，但还是帮了，多数乡亲都帮造了假。但是县电视台做了正面报道后，大家心里还是不满。不帮衬，面子过不去；帮衬了，心里过不去。这正是相对封闭的乡村的文化尴尬之处，也是中原这片土地上民性的陋处，作家的把握是准确的。

　　这部作品既是乡村风俗叙述，也是历史纪事。小说命名《村官》 ，略微会让读者误解为这是一部基层官场小说，实际上这种官场描写不能涵盖全体。从前到后一路看下去，小说越来越淡化官场是非，越来越增加世道风俗的描画因素。简单统计了下，小说写到的红事儿、白事儿、节俗、俚俗少说也有五六十处，重点描画的也有一二十处，使得小说有了深厚的乡村文化积淀。就节俗看，小说注重写那种有冀南特色的节俗，比如元宵节的“烤杂病”“烧年灯” ，正月十六那天闺女给娘家送拐子糖，写来亲切。红事白事《村官》做了重点描写，抓住了乡村风俗的核心部分。就白事儿说，小说前后写了几场葬礼，描写各有侧重：郝贵民的葬礼主要罗列各个礼仪过程环节，让读者了解白俗“概貌” ；栗永平娘的葬礼，主要描写“闷丧”礼俗；郝东海的葬礼，小说主要说“伙房规矩” ；谷平安的葬礼，小说重点写孝子“圆坟”后的“尽七”祭礼。中国是礼仪社会，礼俗各地有别，但都是要热闹、风光、体面、周全，进退有节，收放有据。小说的这些节俗风习的描写，在同类题材小说里是非常突出的，是构成小说艺术价值的重要方面。

　　小说《村官》从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写起，一直写到当下，六十年的乡村社会变迁，三代五任村官的治理，小说竭力写出各个时期的乡村风气，尽可能地把各种时期的“奇风怪俗”现象纳入小说描写，使得小说富有现实主义的乡村描写“史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