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上就是这么写的” ，可能所有做过学生的人都曾说过这句话。确实，教材是一种特殊的书，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在很多人眼中带有神圣的光环。教材的编写与使用，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待教材的态度，折射出的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未来和前途。因此，教材的内容可能是最普通的，却应是最具共识性、稳定性和真理性的。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教材领域出现了一些“乱象” 。比如，一些中小学教材中，鲁迅先生的经典文章被“撤退” ，古诗词篇目大幅度缩水，有些所谓“名人故事”被证明为子虚乌有，有的教材中竟然出现了广告活页，色情、赌博网站链接，还有错别字等“硬伤” 。高校教材也问题不少，内容空泛，结构老套，观点陈旧，案例奇葩，屡屡成为学生吐槽的对象。与教材内容暴露的问题相表里的，是教材出版的“江湖化” ，哪些教材可以得到出版和推广，不但成为某些出版商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而且为个别地方教育部门及领导权力寻租“拓宽”了思路，于是，一条灰黑色的教材产业链形成了。有毒食品伤害人的身体健康，有毒的教材戕害人的心灵，更令人深恶痛绝，如何让学生像吃上“放心菜”那样用上“放心教材” ，引发着人们的思考。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的通知》印发，让人们对此增强了信心。 《通知》规定，新成立的国家教材委员会将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承担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等职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设立的相关委员会。应该说，这一机构的成立，首先是对一个时期以来教材乱象的重拳出击。更深远地看，则是国家现代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文化治理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承担着稳压器的重要作用。而教材建设又是构筑文化大厦这一浩大工程中打地基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对教材进行国家审查也是不少世界通行的做法。比如，俄罗斯由联邦教育部负责这项工作，实行国家统一策划和出版机构竞争相结合的机制。在美国，教材的审查和批准由各州进行，教材出版商被要求严格保证出版质量，而且还要根据教材的实际效果改进教材内容。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改革攻坚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思想意识多元多样，社会心态浮躁多变，解决这些问题，固然需要依靠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也需要凝聚思想共识和价值共识。在这个意义上说，加强教材的治理和建设无疑具有源头意义。

　　此次公布的国家教材委员会由49人组成，包括22名部门委员和27名专家委员。教材审查和建设是一项政治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教材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体现国家意志，把握正确方向和价值导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教育，同时，教材与一般的干部学习读本或政治宣传品很不一样，应具有浓郁的专业性，体现学术的真知灼见。实际上，把国家意志融汇在专业化的知识和思想之中，正是高明的教材应追求的境界。此次成立的国家教材委员会的成员较好地兼顾了政治性和专业性，其中，部门委员涵盖外交部、发改委、科技部、国家民委、公安部、环保部等国家部委负责人，及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室、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等机构负责人；专家委员的学科背景则包括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艺术学、教育学等，且多为本学科的“大咖” ，这就为把政治性与专业性统一起来，实现“政治安全”和“专业过硬”并重奠定了基本前提。

　　不过，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作用真实、有效的发挥，还有赖于对教材委员会本身的监督。教育本为天下之公器。国家教材委员会的成员既然负责教材审查和建设工作，就应对全社会负责，对国家的未来负责，既应防止行政权力因逐利而滥用，也要防止专业权力因偏执而导致的“暴行” 。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教材委员会成员应廉洁奉公，不能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影响力与教材出版发行者进行金钱交易，也不能让教材为所在单位的“部门利益”背书；另一方面，国家教材委员会的成员还应对自己的专业偏好保持必要的克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监督的难度也更大。学术研究中有所谓“片面的深刻”之说，偏执确实有可能成为科研的加速器，但教材和一般学术著作不同，它更应传递的是那些已经经受过时间检验、在本学科具有普遍共识的真理性知识。如果说中小学教材应较多地考虑到文化传统、公序良俗，那么大学教材更应在观点鲜明的同时尽量体现思想的多样性。这就要求审查者保持与时俱进的观念，以及理性、宽容的心态，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更不能唯我独尊、党同伐异。唯有如此，教材的使用者才能在一个开放的人文空间中开展思想操练，从而更加全面地汲取前贤的智慧。也只有这样，学生们的精神食粮才是品种丰富、营养均衡的，才是真正让人“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