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创刊号

　　我是《诗刊》发现并培养的作者，我的人生与《诗刊》有关。 《诗刊》先前的历届老主编，都是我敬重的前辈；后来的历届新主编，都是我熟悉的朋友。北京的东四南大街85号、虎坊路15号、朝阳区小关、农展馆南里10号，这些地址皆因《诗刊》而让我寄情寄意倍感亲切。

　　我与《诗刊》之缘起自于40年前。1975年12月27日， 《诗刊》主编李季得知我在北京，立即约见，详细询问了我的生活与创作情况，我至今记得他的谆谆教诲：“艺术离开了创新，离开了自己的东西，就存在不住。 ”参加谈话的还有副主编葛洛、编辑部主任孟伟哉。次日，我应邀出席了《诗刊》社举行的“学习毛主席词二首座谈会” 。1976年《诗刊》复刊号也就是第1期，发表了我的组诗《深山创业》 ；第4期发表了罗宗强的评论文章《一代新人的动人形象——读组诗〈深山创业〉 》 ；第6期又发表了《深山创业》同题组诗续载。1977年8月18日，我从辽宁抚顺市文化局借调到《诗刊》编辑部帮助工作。1978年6月8日，主编严辰找我谈话，告知经过十个月的实践检验，认为我适合编辑工作，决定将我留在《诗刊》作品组，并于当日填写了国家出版局的“调入人员登记表” ；局政治部也开始调阅我爱人的档案。就在履行入京手续的过程中，突然一个从军入伍的机遇出现在我面前，心中虽然百般纠结与不舍，但尚武情怀和一身军装构成的魅力，最终还是占了上风，我携笔从戎了。11月23日，邹荻帆先生与我相谈，希望我能在《诗刊》多逗留一段时间。我坚持到12月底，奉催赴营门报到了。

　　我在《诗刊》工作的一年半时间，恰好赶上了十年“文革”结束的社会转型期，思想解放潮流汹涌澎湃，文学艺术在拨乱反正中大显身手。那时的《诗刊》心系时代与苍生，只有前瞻之乐，绝无后顾之忧；那时的《诗刊》精力充沛，神采飞扬、气壮山河；那时的《诗刊》勤行精进，奔走飞翔，顺风顺水；期刊版、街头版、朗诵版三军齐头并进，左右逢源，硕果飘香。那时的《诗刊》有意志也有威望，有憧憬也有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拯救和激活了一批老诗人，扶植和造就了一批新诗人。我想将那时的《诗刊》形容为“诗史上的史诗段落” ，绝不为过。一年四季，寒暑中都是诗歌的春天。我躬逢其盛，幸运地亲历并见证了那个年代诗歌的繁荣与辉煌。

毛泽东复臧克家等信

　　1979年3月15日， 《诗刊》主编严辰惠函：“你在《诗刊》时，朴朴实实，认认真真，帮了我们很多忙，可惜我们的调干工作没做好，未能坚决地把你留下，我一直觉得遗憾。希望你仍然以我们中间一员的身份，经常保持联系。 ”

　　1979年6月16日， 《诗刊》副主编邵燕祥先生给我写信：“你人虽走了，但我们觉得你并没有离开《诗刊》 。上期刊物和街头版都发了《蜜月》 、丁力同志写了诗评，七月号还要发叙事诗《没有完成的爱》 。一个短时期没写出东西，不足为奇。希望你经常保持对生活（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清新的感觉，不断有新的飞跃和突破。 ”

　　1982年12月26日接王燕生兄的信：“作协委托《诗刊》搞诗歌评奖，要请几个同志办真正的‘读诗班’ ，领导提名有你，看中你的年轻、正派，记忆力与鉴赏力都好。此事有点苦，但还有甜，总可多读几本诗。时间较紧，元月5日开始，到春节前结束。最好你能来。先听你的意见，然后再与空政联系。盼速复！ ”我欣然前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一届新诗集评奖” ，被指定为读书班班长。在邵燕祥先生领导下，对各地推荐上来的1979年至1982年整整四年的诗集进行筛选。燕祥先生率王洪涛、王光明、朴康平、刘绍本和我等一班人，为了避免干扰，从喧闹的和平里文化部招待所，移师僻静的团中央万年青宾馆，足不出院地奋战了19天。既有夜以继日的辛劳苦读，也有朝夕相处的舒畅欢乐，那段日子，给我留下了巨细皆有的多重记忆。两个月后的3月15日，燕祥先生自京都修书寄沈，告我评委投票结果，获奖篇目上，既有艾青、张志民、李瑛、公刘、流沙河等名宿，也有才华初绽的舒婷、傅天琳这样的新星。30余个春秋过去，蓦然回首，当年《诗刊》主导的深具战略眼光的劳作价值，已经获得了一种被岁月肯定的快慰。

　　1983年，我的抒情诗《我的名字叫：兵》获“ 《诗刊》 1981—1982优秀作品奖” ，证书由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四人签署。

　　1984年，我在空军文化部临时工作， 3月25日，燕生兄电话告我：主编邹荻帆约见，我询问何故，他说：“具体什么事不知，老头语气挺神秘，还嘱咐我别对外人说起。 ”次日晨，我骑自行车从复兴路赶到虎坊路，恰荻帆先生也刚上班，回手掩门，沙发对坐，低声问我是否愿意调入《诗刊》担任编辑部主任，他说大家对我和我对工作都比较熟悉，和作协领导也有过沟通。话题颇感意外，因为此举涉及脱军装、进北京等重大转折，我答应考虑一周后回话。返回空军，我即征求诗人周鹤、廖代谦的意见，皆表示支持。然而几天后我匆匆赶到虎坊路，燕生兄告我荻帆先生突患急症，夜入友谊医院，从此一病不起，我的归队《诗刊》工作之事便也搁置了。

　　人生的终极样貌，就因种种阴差阳错或节外生枝而得以改变。试想，假如1978年我不当兵，留在了《诗刊》 ，假如1984年我转业，调入了《诗刊》 ，那我这辈子肯定是另外一番景象。大事不由人，全系命安排！

　　今天的文化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40年之前了，任何事物、也包括任何刊物，都逃不脱时代的制约。已届花甲的《诗刊》 ，承载着历史的荣耀与未来的期冀，在现实生活里顽强地前行着。依照习惯，人们可以称《诗刊》为阵地、也可呼之为园地，而我正因为有着上述的经历，有着切近的记忆，我则一直下意识地把《诗刊》看做曾经的家，把我自己看成半个《诗刊》人！1996年12月下旬，我和韩作荣相聚于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驻地京西宾馆，他来客房看我，并在笔记本上深情写下：“在《诗刊》的小房子里同居了两年，那美好的回忆永远让人难以忘却！ ”

　　是的，我与《诗刊》的关键词，正是：“美好”和“永远”“难以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