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全集》第一卷封面

　　2016年12月25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建65周年及《冯雪峰全集》正式出版之际，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主办了《冯雪峰全集》出版座谈会暨新书首发式，以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著名诗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1903年出生于浙江义乌， 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组织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参加筹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沟通党与文化界和鲁迅的联系。1934年，冯雪峰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战爆发前的民族危亡之际，他重返上海，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曾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文艺界、出版界的重要领导职务。作为有着多重身份的重量级人物，冯雪峰的一生置身于时代风云潮头，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记录者。《冯雪峰全集》收入了冯雪峰自1921年至1975年间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寓言、杂文等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及文艺批评著作，文学研究及回忆录，书信，日记，外调材料和翻译作品等，是作者一生文学成就的总集，被认为是一部承载着丰富内容、超乎文学之上的大书。

　　一位真正的诗人

　　提到冯雪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诗歌、寓言以及他的出版家身份。1951年，冯雪峰受命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认为国家出版社应“以提高为主” ，实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在拟定出版方针时，提出要出版中外文学名著，不仅要有延安以来的工农兵文艺，还要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不仅要有现代文学，还要着手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不仅要有苏联文学，还要有欧美等国家的古典名著和现代名著的系统介绍。这个思路和构想后来被概括为“古今中外，提高为主” ，全面奠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建立和发展的良好基础。

　　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过18年的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自称是冯雪峰的“天然粉丝” ：“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是我见过他，跟他握过手，我觉得他的手里面有一种热力，这种热力一直侵入我的心脏。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叫做粉丝，我自认为是冯雪峰的天然粉丝。 ”在屠岸看来，冯雪峰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其诗歌成就远远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他说：“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狱中写下的《真实之歌》，后来修改精选为《灵山歌》，我读了以后受到极大的震撼，他把自己的胸襟跟人生和革命事业相结合，体现出最高的诗歌境界，一般诗人难以企及。 ”屠岸说，也许他对冯雪峰有点偏爱，但在他心目中冯雪峰就是一位至高无上的诗人，其诗歌成就不低于臧克家、艾青，甚至还要高，“也许是我的偏见，但是我说的是我真实的感受。 ”

　　冯雪峰在现代寓言的创作上也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寓言的奠基者。他的文学创作肇始于诗歌，绝笔于寓言。在现代文学史上，把寓言当作一生钟爱的文体，写下几百篇寓言，又改编国外寓言的，只有冯雪峰。冯雪峰的寓言继承中国古典传统又有开拓创新，在揭露黑暗、讽刺时弊和文化意蕴的呈现上与他的杂文有异曲同工之处。

冯雪峰（前排左一）与鲁迅

　　他为毛泽东送去了《鲁迅全集》

　　“冯雪峰是参加过长征的。作家或者文艺家参加过长征的，他几乎是唯一一位。 ”据屠岸先生回忆，是冯雪峰将《鲁迅全集》送给毛泽东的，后来我们看到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桌上放着一套《鲁迅全集》，这个就是冯雪峰带给毛泽东的。

　　冯雪峰与鲁迅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1928年底，冯雪峰与鲁迅相识，成为鲁迅晚年最亲近的学生和战友之一，在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发挥了纽带和桥梁的作用。鲁迅逝世前半年，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从陕北回到上海，向鲁迅介绍党的方针政策，使鲁迅加深了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信赖。在鲁迅病中，他代替鲁迅草拟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多篇重要文章，对维护左翼文艺界的团结，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致力于鲁迅著作的注释和出版工作，在他的精心组织下，鲁迅著作通过注释本《鲁迅全集》和各种单行本，真正成为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文学图书。冯雪峰本人还写下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孙郁指出，冯雪峰在1952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奠定了整个学界对鲁迅晚年思想研究的基础，而且成为一个底色，人们后来谈到鲁迅晚年思想的时候都按照冯雪峰的这个《回忆录》的逻辑延伸下去。今天再看这本书，依然有研究价值：一是把鲁迅的复杂性表现了出来，二是把鲁迅和共产党的关系，尤其是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联系，做了自己的说明，冯雪峰用鲁迅作为一种参照来回答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问题。

　　全集出版学界期待已久

　　“ 《冯雪峰全集》的出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是期盼已久的事情，这些年对冯雪峰的文学贡献研究不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冯雪峰的著作比较难找全，全集的出版将会推动关于冯雪峰的再认识。 ”得知《冯雪峰全集》出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最关心的是冯雪峰的翻译是否在其中。“前两天我还在问全集是不是收了译文，说收了，我觉得非常好。 ”为何如此看重冯雪峰的译作？这是因为在王中忱看来，冯雪峰作为一个翻译家，特别是理论翻译家的贡献，目前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冯雪峰和鲁迅、郭沫若这一代，包括和同时代后期创造社的年轻的理论翻译家都不一样，冯雪峰没有留过洋，但他的翻译非常准确。 ”令王中忱印象深刻的，是冯雪峰的三本译作：一本是他和鲁迅同时翻译的《新俄文艺政策》，两个人的译本都出版了，有一些不同，但都有意思，都值得讨论。《新俄文艺政策》产生于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领导地位还没确立之前苏联文艺比较活跃的时期，鲁迅和冯雪峰同时翻译非常有深意。第二本书是冯雪峰对列宁的重要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翻译，先后翻译过两次，一次发在《拓荒者》杂志，一次发在《世界文化》杂志，相隔三年，而实际上这两次翻译依据的日文版本不同，都是删减本，但删节的地方不一样，冯雪峰通过这样的办法，最完整地介绍了列宁的文学理论。第三本翻译是冯雪峰在上世纪30年代翻译的《现代欧洲的艺术》，作者玛察当时是苏联科学院著名的理论家，他本人来自匈牙利，这本书专门讨论的是20世纪初期兴起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也即写实主义以后我们今天说的现代派的这一批艺术。这个书之所以重要，因为玛察来自东欧，他对欧洲的现代派艺术有非常好的理解，同时又是在苏联革命艺术的框架下重新解释现代派的艺术。“冯雪峰作为翻译家的贡献有很多还需要去讨论，这个文本获得不太容易，现在有了全集，收了译文，我想一定会对这方面有推动。 ”王中忱说。

　　在《冯雪峰全集》中，收录了一些重要的以往没有被收录的文献，包括译文、书信、日记等，还收录了80万字的“外调材料” ，尤为引人注目。外调材料是“文革”时期冯雪峰应单位、机构或个人出于调查或证明的需要，被要求写下的历史材料，是对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情况的证明。全集中收录的外调材料写于1966年至1973年，约有200篇，主要写作地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湖北咸宁干校。冯雪峰经历丰富，与政界、文化界甚至军界高层都有交往，所以当时前来找他写材料的很多，在出版社里，经常能看到冯雪峰趴在光线昏暗的楼道一端一个乒乓球案子上不停地写。一般先用铅笔写下底稿，然后根据要求再誊抄出正式稿上交。誊抄使用复写纸和圆珠笔，需要同时复写好几份，给各方存留。冯雪峰在上海迫于地下工作的要求，无法写日记，也不能留下任何文字方面的记录，这些外调材料都是凭当时的印象和记忆写成。这些材料涉及中国现代史、文学史上很多重大事件和各类人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外调材料的底稿是在被收缴之后即将付之一炬时，被当时出版社的编辑陈早春先生抢救出来交还给冯雪峰的。对外调材料的收录，全集遵循“基本不做改动，保存历史原貌”的原则。外调材料这样的文字出现在作家全集中是极其少见的，这样大的分量，更是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