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3年6月11日，二十五岁的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背上空空的行囊，登上南去的列车。在县文联的资助下，我到杭州浙江大学参加为期十天的“闽浙两省第三期青年文艺骨干培训班”的培训。对于我这个毕业于乡村中学的初中生来说，走进浙大就好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浙大实在太大了，大得我这个乡下人迷了路。校园里桃李芬芳，大树参天，我那颗骚动的心一下平静了许多。
1993年的中国，商品大潮卷起千堆雪，越来越多的心跳发出金属的声音，文人的心灵也日益金属化。校园的围墙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街市的喧嚣，五十位学员的心是平静的，至少我的心是平静的。短短十天里，我们静坐在浙大B座教学楼聆听老师们畅谈文学。我想，人不同于动物，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思维，有喜怒哀乐。当人痛苦和绝望的时候，当人孤独在屋子里欲哭无泪的时候，必须寻找一个精神家园来避难。而文学，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基石。写作不仅使我快乐，还使我善良慈悲。写作虽然解决了我的温饱，但不能给我带来荣耀地位，也很难给我带来万贯家财。我始终以一种比较清冷、孤寂的生存方式与这个喧嚣与浮躁的时代对话，坚韧地守护着生命的艰难与写作的浪漫。我的文字或许算不上经典，却是思想之窖酿造的酒，度数可能不高，但决非假酒。
当时，在与当地文学刊物《江南》《东海》 《山海经》的编辑座谈时，我见到了《东海》副主编金学种先生。此前，我多次向他投稿，他每稿必复，提出中肯的意见。那次，我带了个中篇当面向他请教，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尽管我从来没有在《东海》上发表过作品，并早已和金学种先生中断联系，我对他依然心存感念，正如我对文学心存感念一样。金学种先生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剃平头，身上穿什么记不清了，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布鞋，我却记得很清楚。金学种先生矜持儒雅，一看就是赋有传统学养的文人。二十三年弹指而逝，金学种先生早已到了退休年龄，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文章老更成。
座谈会上，三家刊物的主编向我们真诚约稿。 《山海经》主编陈惠芳尤其诚恳，满脸谦卑，说在座的都是搞纯文学的，看不起故事，不愿写故事，而且故事稿费也不高（千字十五元） ，《山海经》一直缺好稿，希望我们放下架子给她写点稿子。可是，她一篇稿子也没有收到， 《江南》 《东海》却收到一大摞稿子。当年文学青年之“清高” ，由此可见一斑。若干年后， 《东海》消亡， 《山海经》越办越好，成为仅次于《故事会》的故事大刊，月发行量在五十万册以上。文学成败当然不能完全以市场来衡量，但对于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作者而言，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与其孤芳自赏，不如面向市场。
近几年， 《江南》办得风生水起，关键的一条，就是能够放下身段，面对市场而不迎合市场。中国的小说家，包括导演，因为总是讲不好故事，所以一直对故事不屑一顾，与其说是清高，还不如说是无能。我想，哪天他们讲故事的水平突飞猛进了，文学和电影的市场窘况一定会大大改善。
课前课后，我们谈论最多的是余华。那时候，还很年轻的余华已经成功转型，放下先锋的姿态，抹去笔尖上的血，写起了新历史小说，一部《活着》以及稍后的《许三观卖血记》让他大红大紫，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 《活着》里有一句话，“死也要活着” ，对我而言，“死也要写着” 。余华在他当时出版的《河边的错误·跋》中写道：“艺术家是为虚无而创作的，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无知者。他们唯一可以真实感受的是来自精神的力量，就像是来自夜空和死亡的力量。在他们的肉体腐烂之前，是没有谁会去告诉他们的。 ”在后来的《兄弟》里面，我依然感受到了这种咄咄逼人的精神力量。 《兄弟》的畅销，不是余华的堕落，而是他更会讲故事了，把故事讲得千回万转、催人泪下、发人深省。
十天的日子像十根香烟，还没抽过瘾，就匆匆逝去。五十位学员（其中四十三位是浙江籍学员） ，自分手的那一天起，大多没有联系，少数几位在通了若干年信后，也失去联系。我的室友，绍兴县工商局的谢方儿，却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谢兄年长我几岁，高我一头，我俩都瘦，他更瘦，我是柳体式的瘦，他是瘦金书的瘦。一天傍晚，我俩到校外散步，街边摆有电子秤，称一次五角。谢兄突发雅兴，请我称体重，称称到底谁更瘦。结果我站到秤上，自动报音系统只是报出我的体重，谢兄站到秤上，自动报音系统在报出他体重之后，随之发出一声尖叫“您偏瘦” 。从那以后，我便叫他“您偏瘦” 。
2002年，我去杭州参加笔会，顺道前往绍兴，一则拜谒鲁迅故居，二则拜访谢兄。十年过去了，谢兄依然“您偏瘦” ，对文学的热情依然不减。由于他岳母突发脑溢血住院，我谢绝了他在咸亨酒店给我洗尘的美意，未能进一步深谈。他深感过意不去，把我带到旅馆不远的旧书店，买了一套线装本《菜根谭》送我，我们都是爱书如命的人，这是最好的礼物了。
和我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谢兄对文学虽然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狂热，但始终保持着那份执著。如果说我写作还有为稻粱谋的利益驱动，他则完全是为了精神寄托。最近，他曾经写道：“写作是一个近乎痛苦的过程，要说写作有什么乐趣，对我来说基本没有乐趣，因为只有写出自己和别人都认为成功的作品，才会感觉到写作成功的乐趣，而我从未写出过这种作品。这么多年来，我能坚持在没有乐趣中写作，无非是想追求一种精神的寄托。 ”人因为痛苦，所以要精神寄托，有了精神寄托，痛苦越大，快乐越大，痛苦越持久，快乐越持久。为了这份精神寄托，谢兄依然笔耕不辍， 2007年还编起了文学内刊《鉴湖》 ，为文学爱好者作嫁衣裳。2012年，谢兄加入中国作协，出版长篇小说《1983年的成长》 ，当选绍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短短十天里，每天晚上，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我们三五成群，或围坐在宿舍里以茶代酒，或围坐在食堂里推杯换盏，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何等潇洒快意。回家后，我以培训班为题材写了一个短篇小说《1993我在文学培训班》 ，发表在《福建文学》上，还获得了该刊年度优秀作品奖，可惜样刊和原稿都丢失了。如今以同题重新作文，也算是一种纪念和安慰吧。
俱往矣， 1993年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后的春天，我到北京参加29届鲁迅文学院高研班进修，情不自禁想起当年参加浙江大学文学培训班的情形。浙江大学文学培训班，也许不能与鲁院高研班同日而语，但它和后者一样，无论对我的人生还是写作生涯，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我很怀念它。
在鲁院怀念它，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