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秦华礼老人（左）和马春阳老人
我是中共党员、老红军秦华礼， 1913年生于四川通江县， 1932年参加革命，曾任过红31军93师279团2营4连指导员等职。1936年5月毕业于红军通信学校，即任红4军部无线电台台长。从此电台就是我的战斗武器，历经日日夜夜，无数次地保证首长上听总部命令，下对部属指挥，直到每次的战斗胜利。我至今记得抗日战争中，我任八路军129师司令部电台中队长时，在参加反击日寇对我军的九路围攻中最惊险的一次突围——
那是1941年秋，日寇分南北两路，向太岳根据地进行轮番扫荡。记得前一晚，我们还在沁沅县阎寨村忙过中秋节，召开军民联欢会后，较迟地进入梦乡。谁知翌日凌晨，我接到情报，敌人已发起了进攻……
此时此刻，陈赓司令特向司、政机关全体人员作动员说：这次敌人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来得极其突然，据分析，很可能时间长、兵力多、行动快，恨不得一口吞掉我们，实行“三光”政策，摧毁我革命根据地。所以说，我们应该敌进我退，以突围战术相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轻装行动，可带可不带的东西就埋藏好，以便与敌人就地周旋，来个待机反击。对此，作为下级的我，深知陈司令的为人——他与彭德怀同是湖南湘潭人，但性格则相反：陈幽默风趣，爱开玩笑；彭则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今天的陈司令都是一本正经的。所以，我和电台同志们，毫不折扣地执行陈司令的指示。经研究决定：特向当地农民借来一口大菜缸，先把一部收发报机和一些备用器材及电池放在缸内，并用多张报纸蒙上，再涂上一层厚厚的牛油，以防潮湿，最后埋在村外的水塘里。我鼓励大家说：根据陈司令的指示精神来说，我们能保住电台用具，就是突围中另一种特别重要的战果！
就在这天拂晓，我们随着部队出发，直向沁沅县北部韩洪郭道方向转移。不料刚到韩洪南边叫崔庄的地方，就被敌人三面包围了。当时，就在司、政两部机关前头的59团，早被敌人冲散，使得司、政两部机关只有一个特务连和一个通信排掩护，真是万分惊险呀！我们便随机应变地冲进崔庄西一片原始森林里。而敌人已料到我们首脑机关就在此，并迅速跟踪进来，分成一个小圈一个小圈地进行合围。
有鉴于此，陈司令当即下令：所有人员就地隐蔽，马匹一定与人分开。饲养员张明德对我那匹喂养了三年的大青马非常有感情，说什么也不肯与马分开。万没料被敌人发现后，叫他牵马投降，遭小张拒绝，当即被敌人用刺刀捅死。至今想起这事，我总是控制不住眼泪……
在转移过程中，我们首先已把收发报机埋藏好，唯有手摇发电机仍带在身边，看来，它也该就地埋藏。如果损坏或丢失了，这种命根子是无法补充的。所以作为电台中队长的我，必须亲自保护它。于是，我跟见习员刘荣树，便将它埋在一棵大松树下。为防森林面积太大，回来难找到，我立刻蹲着，让小刘站在我肩上，用石块在树干上砸块皮作为记号。此事刚做好，敌人已从四面包围过来，我们电台所有人员也被冲散了。只有报务员岳维和陈发荣，见习员刘荣树，摇机员黄发荣等仍在我身边。我们硬向敌人包围圈外冲去。岳维冲在前头，左腿虽负伤，照样钻进树丛中躲藏，没被敌人发现，后来送野战医院救治。紧跟在我身后的刘荣树，不幸中弹而牺牲——他年仅16岁呀！这怎能不让我们幸存者忍痛含泪放在心里哀悼呢。就在这时，敌人仍在追围中，许是我急中生智，身边那个油炒小米粉的干粮袋，由于时间长了而变成黑乎乎的颜色。乍一看，很像一枚长柄爆破筒，促使我高高举在头上，边甩边大喊“冲呀” ，这一突如其来的冲杀声，搞得敌人也觉得莫名其妙，只得在慌乱中向后一闪，我们就从这刹那间的空隙猛冲下了山。待敌人反应过来时，我们已冲到深沟底下，敌人的机枪横扫也失去作用。
说来也怪，我患痢疾两个多月都没治好，曾受陈司令的关心，帮我派侦察员进邢台城买回药，注射后仍没见好，身体很虚弱，平时行军骑马都困难。可这次在突围时间里，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一股劲，巴不得立刻突出敌围，继续发挥我的本职作用，时时刻刻为陈司令服务。
可是以往的敌人出来扫荡，一般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就撤退了。而一到夜幕降临后，就是我们袭击的好时机。这次大不相同，敌人不仅不退，还漫山遍野搭帐篷住了下来，且连续四天四夜，分成小包围圈搜捕我军人员。夜里还不断用机枪乱扫射。我们只好仍在树林里隐蔽。由于秋天气候照常干热，饥渴得连一滴水都没有，以致嘴皮也裂出了血。
如此这般，直到第五天清晨，我对小黄说：发荣同志呀，我们就冒险从敌人哨兵的间隙处摸出去吧。经小黄同意后，我们则摸到离岗哨约十几米处时，正逢敌人换岗，估计哨兵只有两个，一个是日本鬼子，一个是“皇协军” 。我们都就地趴下不动，乘敌人交接岗低头抽烟时，我们迅速爬过岗，躲进了一片灌木林中。这时天已大亮，因距离敌哨兵太近，我们又就地趴下，但这灌木林太短太矮，稍一动响敌人就会发觉，乃至我们喉咙发痒，就抓把细土从嘴里吞下去。尿急了也只能就地小解……就这样，我们一直潜伏到天黑后，才能顺着小山坡摸了出去，到了个叫马森庄的地方。
当时，当我们放眼望去，庄里都是被敌人杀害的老百姓尸体，房屋全都烧光，就连田里未收割的庄稼——玉米、小米、黄豆等，也被鬼子浇上煤油烧掉，只留下被鬼子踩踏烂的南瓜。此时的我们，已是饥饿得像讨饭花子，尤其是我，捡起好南瓜就拼命吃。小黄却说我拉肚子仍未好，生南瓜万万不能吃。我回他说：不管它，先填满肚子再说。说来也怪，从此我的痢疾彻底好啦。至今七十多年了，再没有生过这样的痢疾病。据我分析，过去人们有个说法叫“饿痢疾” ；还有一个说法：生南瓜很可能含有某种杀痢疾菌的作用。这事如让陈司令知道后，定会开我一个玩笑，夸我命运好。
从马森庄过河，走到沁沅县的西山后，发现山上的敌人已经退了。于是，我们决定进山去找电台机器。由早上五点钟一直找到下午二点多，整整大半天，终于找到了埋藏的那台手摇机，幸亏大松树干上留下的那块记号。这让我和小黄激动得大哭了一场。本来还准备去找刘荣树同志尸体的，可这时敌人再次上山来了，我们只好背着手摇机转移到西山。白天敌人来搜山，我们就在树林里埋伏。幸亏天黑后，找到在此种地的牛姓人家，原是河南老乡。好在牛老太太对八路军非常友好，她劝解我们说：你们日里到山里躲藏，天黑再来，我给你们做吃的。果然说到做到，让我们吃的是酸菜玉米稀饭，还有玉米煎饼。当吃过饭后，就在屋外一面打谷场上的干草堆边睡觉。还未天亮，老太太就来叫醒我们说：快来吃点东西，再带上烙好的煎饼，中午就别来了，以防止敌人的便衣汉奸。待天黑后再进屋来吃饭。
在白天，我和小黄约定好会合地点后，就分别下山了解敌情。摸准这七八天来敌人的扫荡已结束，全部退回了原据点，我们才拜别了牛老太太的恩惠，背起手摇机，又急匆匆、兴冲冲地赶回到原先驻地阎寨村。举目一看，面貌皆非，老乡的房屋被敌人烧光，我们住的窑洞也被炸塌。有些未及撤走的老人小孩，还有被敌人从山里搜出来的老百姓均遭残杀，村子里尽是尸体。那种惨象真是目不忍睹。
作为老电台台长现任电台中队长的我，现在就该发挥作用了。于是就急于与总部及师部联系，顾不得别的，立即和几个通讯员用高粱秆和树枝临时搭个工棚，其他人员只好就地露宿。说来好巧，陈赓司令赶来了，见面时，当然喜出望外，他竟开我一个玩笑：秦老弟呀，我以为你也翘辫子去见马克思的！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只一会儿，他却正儿八经地问我：电台怎样？我报告说：原随军那台收发报机，因埋在村后水塘里，正想去捞上来。说着，我见陈司令很急的样子，我立即又说：后埋藏的那台手摇机早已找到，所有器具都可以用，现在正准备架线开始工作了。陈司令听后，右手一挥说：那很好！半个多月上下都失去联系，总部已派几批侦察员来找我们，那么大的森林到哪儿去找？没有电台是不行的啊！据我估计，总部一定有新的作战方案——给日本鬼子来个措手不及的反击，好为我太岳根据地遭受“三光”政策之害的人民报仇雪恨！说着，陈司令咬咬牙对我下命令：立即架线，越快越好，让我及时听到总部的指示！
接受任务后，我和小黄他们一起动手架线，只花一个小时，就与总部还有师部的电台都联系上了，他们也非常着急，一直不停地守听和呼叫我台，这让我兴奋得泪流满面。当陈司令分别接听过两台发来的电报后，当即叫我回电：我陈赓保证克服任何困难，扫除任何障碍，不折不扣地完成这次反击任务！等我发了后，陈司令拍拍我肩头说：我陈赓少不了你，你也少不了电台，电台与一杆枪，或一门炮，所起的作用是无法相比的呀！
我喜愧交加地立正敬礼说：多亏陈司令教导有方，这也是电台的全体同志相帮的结果。现在我只好为饲养员张明德、见习员刘荣树两同志的光荣牺牲而化悲痛为力量，以电台为武器，参加我们英勇善战的八路军继续奋斗，直到打败鬼子，准备新的挑战，胜利后，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秦华礼（103岁 口述） 马春阳（93岁 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