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新定义在今年夏季召开的第26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布拉格大会上正式通过：“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它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

　　无论是新鲜出炉的新定义本身，还是历经坎坷与风波的酝酿过程，都引发了来自博物馆世界内外的持续关注和广泛争论。即便博物馆的最新定义面临着诸如“导向性倡议”“主观期待”“道德立场”“外延过度”等一系列指摘，但相较于2019年的新定义提议来说还是温和了很多，并最终成为博物馆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导与参照。待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即可发现，博物馆的新定义巧妙地兼顾了普遍与多样、历时与共时、继承与创新等充满张力的辩证关系，值得反复咂摸与回味。

　　在博物馆新定义的英文版中，第一句话中的博物馆是单数形式，第二句话中的博物馆则是以复数形式出现。这种看似随意的表达实际上却大有深意，类似于博物馆学中有关一般博物馆学和特殊博物馆学的经典争论。具体而言，第一句话之所以采取单数形式是因为任何机构想要成为博物馆的话就必须满足所提及的几项要素。换句话说，这句话的内容规定了博物馆定义的最低门槛和基础底色。第二句话之所以采取复数形式是因为世界各地多样的博物馆经验而非欧洲单一的传统博物馆模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因此，一种基于归纳而非演绎的视角得到了强调。此外，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之间还存在着必选项和可选项的区别与进阶关系，前者所表达的内容是成为博物馆所必备的，后者是作为博物馆的机构拥有或追逐的方向。如果忽视或错意了单复数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会出现“符合可及性、包容性、多样性等要求的博物馆数量屈指可数”的哀叹之声。经由分析可以发现，博物馆的新定义并未泛化或窄化博物馆的机构范畴，从根本上来说，学界内部弥漫的质疑和不解源自于对定义缺乏深入理解。

　　任何的博物馆定义都不是凭空出现、从天而降的，而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与历史情境，是历时与共时共同编织的关系网络的产物。自2016年动议进行第九次博物馆定义修订以来，围绕博物馆定义的诸多讨论都是由2015年《关于保护和加强博物馆与收藏及其多样性和社会作用的建议书》所触发的。在这一指导性文件中，博物馆之于全球化、经济状况、生活质量、社会和谐、公民意识、集体身份、社区合作、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种将博物馆工具价值提高到与本质价值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凌驾于本质价值之上的趋势在国际博协2019年京都大会上达到顶峰。对工具价值的过度强调导致了定义的关系失衡，其最终结果是博物馆新定义的提案未能在此次大会上通过。此次风波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定义博物馆不仅需要回应共时性的时代特征，而且还要观照历时性的发展传统。偏重于历时会造成拘泥于博物馆世界内部而显得保守，偏重于共时则会因对博物馆所处社会的过度回应而显得激进。最新通过的博物馆定义不仅延续了自1946年以来的历次博物馆定义的学术遗产，而且还将近些年来的社会结构与博物馆学领域的最新态势纳入其中。也就是说，博物馆的新定义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共时性回应过度和历时性观照不足的问题，进而通过两段式的内容来表达共时与历时并重的理念。

　　如果说第一句话的内容较为保守和稳妥地继承了有关何为博物馆的传统表达，那么第二句话的内容则略显变革与创新地表达了对于何为博物馆的最新动态。前者指向的是过去，后者面向的是未来，两者共同保证了定义结构的均衡。纵观博物馆的新定义诞生以来的学界反映，主要的火力点基本上都对准了这些具有创新意味的价值主张和道德立场。在笔者看来，这些处于争议漩涡的表达非但不是多余的，而且是极为必要的。首先，包容性、可及性、可持续性、多样性、社区等要素早已是博物馆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因此，这些要素出现在博物馆定义中并不会显得陌生或突兀，而是显示了博物馆在定义过程中对周遭世界、学术研究的见证与记录。其次，从2016年12月组建的“博物馆定义、前景与潜力常务委员会”所指定的技术路线来看，新定义的时间指向是当前和未来十年国际社会和博物馆世界的趋势和挑战。如此看来，博物馆的新定义一方面是具有前瞻性的，即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则预设了新定义之于未来博物馆变革的可能性。最后，虽然定义应该尽可能地清楚明了、简单易懂，但是与其相关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立场还是应当予以澄清的。如果定义里没有提及这些具有变革和创新意味的价值或责任，那么就存在这些空白将会被现阶段和当权者的价值观所填充的风险。因此，与其在价值和道德层面保持缄默，不如言明当前和未来社会对博物馆的普遍期待。

　　博物馆的新定义因为在诸多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关系中觅得平衡而得到博物馆世界的普遍认可，这项创举突出地体现在定义文本中的两段式表达上。从根本上来说，定义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充满悖论的事件。世界上的每个地区、国家和群体都有自己的博物馆模式和博物馆学行为，要从如此多样和差异的博物馆经验中归纳出一个具有普遍指导的博物馆定义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博物馆的新定义中，两段式的表达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兼顾了普遍与多样、历时与共时、继承与创新等充满张力的辩证关系。此外，定义博物馆的过程与结果在博物馆世界内外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急于达成排斥性共识不同，这种拥抱与欢迎争议、冲突观点，进而促成建设性合作的姿态是21世纪的博物馆应该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此而言，博物馆的新定义不仅是当代社会快速变迁的见证与产物，而且还是推动未来机构重组和时代变革的重要力量。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