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话语与本土意义构建
——以“苏作”工艺为例
作者:马双  来源:中国艺术报

  近年来,全球性的文化遗产“热”,激发了我国民众对悠久而丰富的中华历史遗存再认识和再思考的热情。秉持跨文化反思思维,以批判性话语分析方式,探讨本土化文化遗产的意义构建、价值挖掘和遗产利用的新趋势,是当前批判性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视野。

  世界知名文化遗产专家劳拉简·史密斯认为,话语是在特殊实践中进行生产、再生产和转换的思想、概念、种类的集合体,并赋予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一定社会意义的过程。浙江大学教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吴宗杰指出,文化遗产话语是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一系列“语言、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运作与合谋”。“了解人们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来组织自己的行为并行动起来”的研究方式,是批判话语分析核心内容,中山大学教授张朝枝认为,其目的是“不仅认识到人为建构出的遗产本质与遗产所处的权威化的权力格局,更要对这种现实提出挑战,并尝试建构起新的、更为合理的遗产观和保护利用体系”。

  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将国家认同作为遗产身份认同的首要形式,“专家”不仅是“过去”文化的保管者和传递者,更成为国家权威话语的倡导者。地方性在国家性、世界性遗产的普适性阐释中被统一化和共同化。文化遗产的个体观众被认为会毫无反抗地接受主流话语和传统遗产美。这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现代人“活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也剥夺了“当代人重写过去意义的权利”。

  从批判性文化遗产主体多元建构的角度来看,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自然生成和自证存在的,而是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实践的人为赋予的结果。突出表现在官方施策的话语标准、权威文本的话语解读以及实践群体的话语角力。从目前我国各层级的政策观照、官方的法律实施到传承人及其社区的微弱发声,无不体现出文化遗产的权威话语的统一性,以及遗产价值和精神的本土化减弱和多元化消失。

  权威政策的话语标准化

  代表着权威性文化遗产话语体系的国际公约、宪章和提议,力图把体系精神优先并推广、普适于全世界,试图用文件意旨指导所有的遗产实践,最终合法化甚至殖民化其遗产话语。我国的遗产保护法规和条例的制定也普遍遵循了国际遗产体系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江苏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条例陆续出台。但反观保护过程,政策扶持和援助的文化遗产门类,大多是能够转换成现代化产业发展的项目。对于那些不能适应当下经济环境且不能自我“造血”的遗产项目,政策的帮扶力度和支撑意向微乎其微。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将遗产定位为“商业激励的仿制品”,本民族遗产逐步显露出国际化保护标准下的流失。

  权威专家的话语言说

  金属凿刻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金属造物技艺,是在薄金属表面的反面向上敲击、正面向下敲打,正反反复作业,使金属表面浮出美丽的图案。目前,抬凿技艺的学术界定较为模糊,不仅有诸多种叫法,如“凿刻”“錾刻”“錾凿”“抬凿”等,某些具体的工艺也存在争议。比如,锤揲是冷打工艺,锻造是热打工艺,一些学术研究中却混用两词,甚者将“抬凿”称之为“锻造”。类似的学术文本界定不清或者“唯专家论”,都是将文化遗产话语控制在脱离实践的权威层面,而真正能够深度解读和分析该项技艺的传承人及其群体,却在学术文本角力中失语。

  权威律法的话语解读

  苏绣匠人卢凤娟和王信贺均以同名油画作品为底稿,绣制了各自的刺绣作品《贵妃醉酒》和《华清浴妃图》。然而,精美的苏绣艺术却被认为是侵犯了原作版权的“复制品”,法院以赔偿原画作一定的损失作为最终结果,并在王信贺案中驳回原告销毁苏绣作品的请求。可见,法律界已经认识到了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中对于“独创性”和“创新性”的界定存在争议。实际上,通过精湛的“工”也可以在不同载体上进行艺术的再创造。由此可见,当下我国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并未完全根植于我国本土,重新界定手工艺“创新性”的判断标准。遗产立法是遗产概念的制度化,只有构建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遗产话语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保护我国的多元化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的话语分析和控制需要在学术文本话语、专家诠释话语和政府施策话语的三者角力过程中,“本着对话式的工作精神”,将话语作为文化遗产发展趋势的关键见解和建议,帮助文化遗产参与各方参与话语研究,使新经济结构下的社会转型和政府促进转型的政策成为必不可少的力量;把文化遗产发展兴趣通过文化遗产话语控制,将政策想象再现成实际落地的形态,这是比创制出更具体细化的支持政策更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策略,进而让遗产话语研究代替生硬的、命令式的权威策略和政策,让柔性的话语力成为文化遗产滋养人们生活、推动国民富裕的软驱动力。

  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传承人的身份地位以及遗产所属地的主体意识,都在各种话语对话和角力中,以一种“超学科”的方式实现“跨学科”工作。话语是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能够参与重构遗产话语体系,并具有成为遗产精神传承的主要引导力。遗产的当代实践者会在再现遗产的过程中“再情境化”,并“自省”“反思”自我的遗产实践,这是自我遗产精神建构和社会遗产价值重塑的过程。遗产话语也是本民族身份认同和构建的基础,是先验的符号化精神依归,也是多样化文化持存和弘扬的重要力量。

  (作者系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审美嬗变下非遗文创产业发展研究”[2021SJA135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