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说西游记图像》（清）
1985年影印本

　　唐朝高僧玄奘“西游取经”的事迹因《西游记》的广泛传播而为人熟知，以玄奘为原型的西游人物唐僧在“继承”取经事业的同时，也涵纳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历史上，玄奘西游体现着一个宗教徒对宗教知识的执着追求和对信仰的坚定实践。玄奘生于隋末唐初，是河南偃师人，自幼热爱佛学，终为大德高僧，是佛经翻译家和佛教唯识宗的创始人。当然，他最为人熟知的事迹是赴印度研习佛学。在过境之时，他与同仁们向朝廷报告赴印事宜，正值边境战乱，未获批准，“有诏不许。诸人咸退，惟法师不屈”（《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可见玄奘求学意志的坚定；而中印道路悬隔，峻岭黄沙横亘其中，旅程的艰辛更加彰显他访学异域的决心、毅力。玄奘赴印的主要动力源于对佛学知识的渴求和学术上的困惑。

　　在小说中，唐僧则主要体现了掩映于宗教身份之下的传统士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高贵精神品格。这种品格源于原型玄奘，但就文化内涵而言，二者尚有不同。唐僧有着“愿保我邦家，清平万年福”（《西游记》）的宏大志愿和家国情怀，而佛学知识的欲求并不明显；小说中唐僧所取之经属“大乘”佛法，佛教“大乘”旨在普度众生，解脱众生一切苦难，不同“小乘”之着重于个人解脱，所以唐僧向李世民辞行时反复申述的是诸如“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尽忠以报国”之类的话语。正是这种家国热忱让取经途中的唐僧不时流露出对故土的思量，甚至每每因此感伤流泪，与一位修养有成、四大皆空的大德高僧，形象有别。然而，也正是这种对家国的热忱，让他矢志不渝、忠诚执着于取经事业，怀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追求事业成功的献身精神：“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

　　在唐僧身上，还有一种慈悲度世、敬畏生命的仁爱之情。慈悲，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智度论》），也即慈爱众生而与其幸福快乐，怜悯众生而拔除其苦难，本质上是对生命存在的敬畏与卫护。然而，唐僧的慈悲往往被人视作昏蒙、迂腐。《西游记》中，唐僧确实不止一次表现出不辨是非的慈悲“泛滥”，乃至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尤其伤害到他的大徒弟孙悟空。作为读者，我们可以预知妖精的身份，如圣婴大王红孩儿在唐僧到来时筹划到：“若要依势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却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惑，待我在善内生机，断然拿了。”具有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也能识破妖精的幻化变形，而作为凡人的唐僧却是无从了解。唐僧的善心与慈悲所针对的往往是弱者、受难者或常人，并屡屡因此陷入困境，虽不免迂腐之嫌，却透露着他一以贯之的生命敬畏和怜悯弱者的慈悲、仁爱。

　　在唐僧身上，还有一种保持定力、不畏险阻的坚韧精神。《西游记》称唐都长安至灵山有十万八千里，唐僧师徒往返十四载，其间的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实为家常便饭，“日日山、日日岭。遇林不小，遇水宽洪”的途程之艰也毋庸多言，更为凶险的是隐匿于山岭水泊、庙堂宫观之中的妖魔鬼怪，如黑风山的黑熊精、琵琶洞的蝎子精、黑水河的鼍精、碗子山波月洞的黄袍怪，等等。妖精们虽出身不同，但大都对唐僧有着十分的兴趣，唐僧也因此常常面临被蒸、煮吃掉的惊悚情境，其间的心理恐惧非常人所能想象。如狮驼岭，师徒四人被狮、象、鹰三怪捉获，他们不仅当面讨论如何吃掉唐僧：蒸煮，煎炒，还是腌腊？还实实在在将他捆绑起来抬入笼屉，笼屉之下，“干柴架起，烈火气焰腾腾”，连一向机智沉着的悟空都嗟叹：“我那八戒、沙僧还捱得两滚，我那师傅只消一滚就烂，顷刻丧矣。”若非北海龙王敖顺的护持，取经事业恐怕已中途夭折。唐僧的取经征途实为战斗之旅，置身其间的唐僧不畏险阻、更无懈怠。

　　唐僧的成功还在于他具有团队凝聚力，能够知人善任而又不失原则、底线。取经成员们的个性是十分鲜明的，悟空本领高强、机智多变，天不怕地不怕，但也心高气傲，好名声爱面子；八戒有降妖伏魔的本领，但偷懒好食，贪图小利，尤其不忘色欲，时时想着重回高老庄；沙僧默默无闻，勤谨依顺，但也有自己的“主见”，即反对“分家”，是唐僧取经的坚决拥护者。对悟空，唐僧扬其长而抑其“恶”，使他服膺“向善”理念，因而在取经途中，唐僧常使之化斋、降妖，而很少让他牵马挑担，但也会毫不留情地念动紧箍咒。其中透露出唐僧对悟空个性的了解、尊重，同时又不失原则约束。对猪八戒，唐僧常使之挑担、牵马，也体谅其辛苦，理解其贪食，但也不吝于指摘。面对猴、猪纠纷，唐僧常偏向八戒，这正如家庭生活中父母对弱小孩子的偏爱，而从团队角度而言，由于八戒本身对取经事业的信念就不十分坚定，过分打压可能使他产生更多的“离心”。从此而言，唐僧不失为有着高超艺术的团队“领导”，既照顾了成员的个性，又使他们团结一致最终完成了西天取经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