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叫长空》:真正的“主旋律”脱不开生命的体验
作者:张之薇  来源:中国艺术报

音乐话剧《雁叫长空》剧照

  当代著名剧作家姚远创作于1996年的话剧《马蹄声碎》 ,于2006年被他本人改编成了音乐话剧《雁叫长空》 ,并由王晓鹰担任总导演搬上舞台。尽管那段恢宏的长征壮举已经离我们很遥远,并且该剧本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而作,但是在红军长征胜利82年后,在原剧作诞生22年后,这部被改编后搬上舞台的音乐话剧给予我的震撼力却依旧不减。

  作为一部军旅题材作品,也作为一部红色革命题材作品, 《雁叫长空》与以往我们看到的长征题材都不太一样,说它是非典型并不为过。大多数我们看到的类似题材戏剧作品往往脱离不了宏大叙事,往往将战争的前景视为叙述的重点,而忽视对战争背景处每一个渺小个体的思考和直面,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跳出宣传的樊篱,无法超越艺术作品工具化的倾向。如何才能打破军旅题材、红色革命题材普遍的创作模式?让它们能够成为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我想还是要指向真实的人,指向生命的悲剧意味。而在《雁叫长空》中可以看得见姚远对此自觉的追求。

  曾有哲学家说:“一个人的灵魂抵得上整个宇宙” ,而“具体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是所有哲学的主要论题(主体)与最高客体” ,其实,在戏剧作品中也是如此。写戏如果不写人的主体性,不切中人的灵魂,不展现人的善与恶、生与死、快乐与痛苦、爱情与敌对、忧愁与欢笑,又怎能说写出了真正的人呢!而《雁叫长空》这样一部取材于长征的红色题材作品,却让我看到了这些,看到了特殊年代和特殊境遇下人跳动的灵魂。在《马蹄声碎》的题记中,姚远这样写道:“无论在什么时候,长征,都是个美丽的神话,除了在它发生的时候” 。在姚远看来,“神话”式的追忆是对长征这一过往事件的最大缅怀,而正在进行中的长征则是残酷的。从《马蹄声碎》到《雁叫长空》 ,姚远对战争和战争下的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红军某部奉命三过草地,大部队出发前将运输营女兵班派去别处执行任务。五位女兵如五只渺小的蚂蚁,在求生的欲望和革命的信念面前,做出了一个决定——不惜一切追上大部队。她们是一个群体,但更是五位生命的个体,在困难面前,她们需要抱成一团,任凭风吹雨打也不离不散。但是她们出身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不同,在跋涉的历程中,有因认知的不同而引发的争吵,有因爱情因素而造成的敌对,有因对战争厌倦而做出的意外抉择,她们之间有矛盾,有坚持也有放弃,有忏悔有宽容。姚远为我们勾勒的长征中的人是丰富而多面的,其原因在于他既写出了她们的信仰,也写出了她们的欲望,既写出了她们的统一性,也写出了她们的对立性,这是最可贵的。

  不仅如此,姚远不仅把每一个人物都当成人来写,而且他笔下所有的生命在浩大战争面前都有了回响。女人的生命、伤员的生命、那匹负伤战马的生命,甚至王洪魁所惦念的田寡妇肚中的小生命,他们或为了活着而挣扎,或无力挣扎就被掩埋。善战的陈团长为了让少枝跟上大部队开枪自杀,善良的田寡妇为了不拖累集体而吃下了醉马草,不会打仗的王洪魁为了几个女兵的生命甘愿用身体抵挡炸桥的炸药包。当个体的“活着”与战争中集体的利益相冲突时,这种两难更促使观众思考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面对这部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王晓鹰导演并没有过分囿于真实环境空间的打造,而是极力虚化,通过各种手段让舞台呈现出强大的诗意。开场时背景处硕大的红太阳,隐隐的雁鸣声,干净的舞台上一列扛枪战士前行,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红军艰难跋涉的长征远景。而随着场景的变换,尤其是女兵为了赶上大部队艰难前行的途中,通过舞台中央的转台起伏来表现山川、河岸、高地、沼泽、草地,表现舞台环境空间的变化。突破逼真的环境时空,只为了更大地发挥舞台的假定性,并最终进入人物深层心理,这始终是王晓鹰导演追求的。少枝回忆与陈团长相识的一场戏,堪称完美。导演试图打破逼真时空的局限,前景处是肥沃的草地,女兵们或躺或卧,闲适地休息,而背景处则是一群白衣少女优雅地舞着,此时隽芬的歌声响起,整个画面诗意地指向了这群女兵真正的内心世界。白衣少女自然是女兵柔软心理的外化。战争中的女兵们几乎要忘记了自己还是个女人,只有在间隙时刻,才能偶尔还原一下女儿的本色。隽芬那撩人的山歌、少枝对歌声的赞叹、张大脚肆无忌惮的玩笑、女兵们追随陈团长的目光,所有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人们爱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但在战争中爱与爱欲本能的实现却是件奢侈品,这又从另一方面衬托了战争的无情。

  作为总导演的王晓鹰和他的合作者们还用音乐、舞蹈的抒情性来强化舞台的诗意,让这一沉甸甸的话题极具观赏性。 《雁叫长空》以多场次形式出现,用音乐和台词相结合的方式叙事,并用大量歌唱、舞蹈进行抒情,甚至用歌舞段落转场,表现得自然流畅。全剧最令人感动的主题曲《一群蚂蚁要过河》多次回响在舞台上,每次响起都有种巨大的悲怆感。蚂蚁和大河,无疑是象征,象征着战争下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生命个体。在汪洋大河前渺小的蚂蚁应该如何自处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陈团长的放弃是为了成全,女兵的不放弃则是为了活着和信念,而师政委则是对军令的服从。没有对错,都是为了活着!

  从个体的角度、从生命的意义来思考战争无疑是对红色革命题材的突破,也是对主流戏剧创作的突破。对于创作者来说,究竟是创作一个特定时代的作品,还是创作永恒的作品,这取决于每一位个体创作者的不同选择。但是对于任何时代来说,真正的“主旋律”一定是脱不开生命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