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乡明月”是迫使他“生出创作冲动的源头” ，于是“为人写”变成“我要写” 。他还进一步阐述，“写剧中人，实则也是写自己。作家或编剧逃不掉的职业特点，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文化积淀、专业技能、道德诉求不可逃避地暴露在观众面前。 ”如斯云云。好一个“写自己” ！我十分赞成，更加感同身受。
常听人说，有一种生理或心理现象独钟退休的人，曰，人上了岁数，不记近事记远事。我曾不以为然，如今信服了。前几天背诵过的韵语，已剩下个“依稀” ；而古昔的闲闻逸趣，却历历在眼前。无须喟叹逝者如斯，何妨欣见时光倒流？从容、豁达、乐观，或许别有收获。前些时候，齐致翔君邀我为他的《齐致翔戏曲剧作集续编》 （以下简称《续编》 ）作序，并寄来该书的全部文字。虽然我对齐兄此前在剧坛及政坛的辉煌体验不多，若许光斑而已，孰知几十年前的记忆，忽如一夜春风，吹开梨花千树……于是，我接下了这份邀约，领下了这份信任，若道是“悟已往之不谏” ，则为着“知来者之可追” 。
齐兄长我一岁，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当时由国家分配到戏剧院团从事编剧工作的大多是中文系毕业生，唯独致翔出自德语系。在我们这个小群体里，大多是鄂湘粤桂南方人，略带方言，唯独致翔津门复京朝，口才远胜同侪。尤其教人羡煞的，他是前辈编剧大家范钧宏亲自引荐加盟中国京剧院的，能写还会唱。那时候，我、樊栋卿、李世范归属北京市文化局，已经下乡搞“四清” ，他、邹忆青、何明敬、张树英身处中国京剧院，正在城里写剧本。樊、邹二位已经结婚，每逢节日或休假，几个人每去他们蜗居小聚，就在京剧院宿舍，松散的小群体打一会儿乒乓球，聊一会儿《多宝塔碑》 《圣教序》 ，也哼几句《贵妃醉酒》 《打渔杀家》 ，致翔君是一伙人里的活跃分子。随后，我们市属的几位返回农村，十年寒窗换来锄头一把！连续三四年“劳动锻炼” ，偶尔想起或于城里陶然看戏，或与友人谈笑自若，竟有隔世之感，有如不知愁的闺中人“忽见陌头杨柳色” ，突然发现青春正在丝丝缕缕地飘散，心之江湖泛起惆怅的涟漪。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齐兄《续编》中有一部京剧《伐子都》 ，是为不久后大红大紫的钱浩梁而写的，推算一下，它恰恰诞生在我感喟青春的无聊时刻。
便从《伐子都》说起。作者坦言，《伐子都》改编自传统剧目，是到京剧院最初的习作。在我看来，这二十几岁人的习作令人击节称赏，教人感慨唏嘘，看作者叙述， “子都端酒杯，冠影跌在杯中，子都以为考叔，浑身颤抖” ，唱摇板： “猛见考叔杯中现” ，转快板： “紧紧跟随为哪般？ ”不管当时作者是否意识到，这般戏曲文学，已经逼近表现主义的创作手法，使人遥想莎翁的《麦克白》 、奥尼尔的《琼斯皇》 ……孰知“文革”狂潮怒卷， 《伐子都》随着齐兄渐行渐远，以至于杳如黄鹤。
重回首已是热春光。沉寂十年的剧坛回黄转绿，一代中青年剧作家躁动不安，蓄势到了满盈，不可遏制地涌动、奔突与咆哮。此际，话剧《鉴真东渡》适时而起，崭露了齐兄头角。此后，一部又一部戏曲作品源源而至，造就了齐兄创作的黄金期。其间，京剧《大明魂》是最具代表性的力作。
这出戏叙述一位古代女子剖夫尸、辨绝症的故事。题材本身显然对作者具有吸引力，但作者的眼光并不囿于中国第一位从事病理解剖的女子光环，而是敏锐地洞察到题材自身蕴藏的戏剧性：一个遵夫嘱而剖夫尸的女子，不得不面临循理与夺情的痛苦抉择。于是，科学与愚昧、光明与黑暗、救死的医德与伪善的纲常，一对对矛盾便集中在这个循理与夺情的冲突之中。作者聪明地抓住这一关键节点，生发出全剧的构思，果真锁钥在手，雄关顿开。为此，我曾在当年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意在称扬的评论文章。
致翔前期作品多与好友张之雄合作，已有剧作集出版， 《续集》则是后期单独创作的集成。在《续集》中，有两出戏引我注目。
一为昆剧《少年游》 。作者《后记》自云，这部作品写了一个“北宋皇帝赵佶插足名妓李师师与名词人周邦彦的爱情故事” 。写他“不凭皇势凭才情” ，愿与已是李师师情人的词坛大家周邦彦“进行爱的竞争”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作理念！这里隐隐透露出一种“平等思想和竞争意识” 。作者还援引“北宋初期商品经济萌芽带来的人的观念的变化与进步” ，以为依据。在我看来，无须与商品经济挂钩，即便葛天氏之民，也尊崇平等与竞争。这里自然涉及名妓、皇帝和文人之间的所谓“爱情” ，以及由兹而来的“插足”“抉择”或“输赢” ，其实这些都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这出戏再次触碰历史剧创作的“七寸” ，即对所谓“真实”的阐释。
我向来认为，历史剧是今天的剧作家写的，是给今天的受众看的，剧作家应该也可以站在当今较高的视点上俯瞰过往，而达到诠释学的最高层次—— “创谓” ，一种创造性的理路标新。历史上的人和事并不局限于《廿五史》 ，谁能断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未发生过？或者不可能发生？这情况亦如今人对古诗的解读，若说“诗无达诂”指的是诗的多义性，那么“正解”与“误解”之间，也只有一条模糊带，未有壁立的鸿沟。清人谭献说过，“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历史也为个性化的阅读与写作提供巨大的可能性和充分的自由度。我欣赏齐兄这一创作初衷和构思，以及而后情节铺排上的施为。
另一为音乐剧《欧阳与桃花》 。作者自云，爱与美是他的立意之本，并简洁地概括全剧的内容，即：“一对师生因深怀对国家、人民、故乡、民族的大爱入梦，因爱颉颃、因爱分手、因爱追寻、因爱永诀，又因爱共生、因爱筑美。 ”我没有看过演出，只能就剧本“纸上谈兵” 。我以为，这部作品的内涵或曰情感的依托，正如致翔所说，是一个“真”字—— “真”的人、“真”的戏剧。须是真的人，方能有爱、是美。戏剧亦然，须是真戏剧，方能有爱、是美。以我之见，这个“真”字，只能是真性情、真文字，不可能带着“政治”的伪饰。我很欣赏作者在剧中写出“唯美”与“宣传”之颉颃，其笔力已经直达艺术的本真。自然，我并不希望作者提供答案，如梦如幻的朦胧恰似模糊数学的模糊性，或许更能激发受众探求的欲望，一如舟停三峡，弥天大雾，“但闻流水声强弱，不识连峰岸有无” ，那是艺术的真境、妙境、至境。
就上述两部戏剧而言，都有不同凡响的创作构思与艺术表现。稍感遗憾的是，两部作品都未能做到“完全”“彻底” ，王荆公《游褒禅山记》有云，“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至罕焉” ，其然乎？齐兄是个聪明人，应知我未尽之意。
通读齐兄的剧作，我饶有兴趣地发现，有一个理论也是实践的问题，他给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值得戏剧人进一步反思、探讨，这就是齐兄在《后记》中提到的“为人写”与“我要写” 。
此前，我每看到齐兄时有新作问世，总是由衷赞叹，他从艺，亦从政，公务繁忙，文山会海，还能笔耕不辍，真了不起！读他《后记》 ，我总算明白了个中道理，看他夫子自道，他是将“人家要我写” ，变成“我要写”和“我有兴致写” 。他说， “他乡明月”是迫使他“生出创作冲动的源头” ，于是“为人写”变成“我要写” 。他还进一步阐述， “写剧中人，实则也是写自己。作家或编剧逃不掉的职业特点，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文化积淀、专业技能、道德诉求不可逃避地暴露在观众面前。 ”如斯云云。
好一个“写自己” ！我十分赞成，更加感同身受。几乎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的人格，甚至遭际，我把自己的理想、道德、情操和审美趣味，更有眼中泪、心中血，都渗透于笔下人物的灵魂之中。这种创作态势，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君不见《史记》百三十篇，篇篇都有“太史公曰” ，是司马迁对人与事的评论，然则我从“太史公曰”却看到司马迁坎坷的生平、惨痛的遭遇，更有伟大的人格。诸如对伍子胥，太史公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又如对季布，太史公曰，季布“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 ”面对这些，禁不住联想起司马迁自身的经历，他捋虎须、撄逆鳞，被汉武帝处以士大夫最耻辱的刑法—— “诟莫大于宫刑” ，他不死偷生，忍辱发愤，终至完成《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鲁迅语） ，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披肝沥胆，泣血直书，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司马迁如是，曹雪芹更如是！整部《红楼梦》便是作者“悲金悼玉”的痛史！司马迁而后，主流文学遂成体例，直至蒲松龄的“异史氏” 。清人金缨《格言联璧》谈及学问， “不体认，便如电光照物，一毫把捉不得；不躬行，便如水行得车、陆行得舟，一毫受用不得。 ”此意亦可移作主体意识的体认与躬行，不可“无我” ，不可“忘我” ！挥毫从艺，若无主体意识，莫如弃笔。鄙陋者我，举笔踌躇，愿与齐兄共勉。
文章题目曰“翮举而致翔” ，乃套用《千字文》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的句法，赞其健翼高飞。杜子美云“庾信文章老更成” ， “老”能“更成” ，古“稀”今“不稀” ，于是乎握管沉思，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