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北张”的正义良知与史学意识
栏目:观察
作者:郑利权  来源:中国艺术报

  当代作家、艺术评论家斯舜威、张瑞田在《书法报》开设的书法批评专栏“老斯说话”“瑞田观点”走过了十年路程,为此,斯舜威与张瑞田被誉为当代书法批评领域的“南斯北张” 。在两个专栏停笔的时候,笔者就专栏文章的风格、特点谈几点浅见。

  司马迁《史记·礼书》中说:“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 ”乃是针砭时弊,强调要恪守正道。王阳明说:“良心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良知。 ”正义良知不仅是中国书画创作导向与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也是当下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的一剂良药。

  “南斯北张”以批评者的姿态出现,立足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和艺术规律,以十年时间,守望渐行渐远的书法人文理想,运用历史的、唯物的、艺术的、美学的视点评判书法现象,从书法繁荣的表面找出书法的问题与破绽,对各种不良书坛现象与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实事求是、实话实说,营造出书法批评的良好氛围,在书坛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可以说,“南斯北张”的书法时评,代表了书法界的正义和良知,也体现了当代书法批评家思考的深度和认识的广度。

  从2007年到2016年十年来,“老斯说话”和“瑞田观点”总计刊发了约500余篇言论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六种类型:

  一是以史为鉴类。诸如“老斯说话”的《台静农的启示》 《鲁迅书法的价值》 ,“瑞田观点”的《李自成何时去了太平天国》 《书法批评与归有光、王世贞》等。

  二是针砭时弊类。诸如“老斯说话”的《忽悠书法》 《代笔剽窃谁之过》《书画白条“摘去帽子何等自在” 》 ,“瑞田观点”的《画家为什么写不好字》 《廉价的文章值钱的字》 《 “书法家市长”与“市长书法家” 》等。

  三是正本清源类。诸如“老斯说话”的《隐逸书家》 《嘈杂之后是宁静》 《书画养生说》 ,“瑞田观点”的《为什么不临帖》 《写一通尺牍何妨》《繁体字与简化字》等。

  四是弘扬正气类。诸如“老斯说话”的《守贫守富守道》 《书法海选的意义》 《呼唤大师》 ,“瑞田观点”的《风物长宜放眼量》 《向书法感恩》等。

  五是进言献策类。诸如“老斯说话”的《书画媒体的责任和媒体展的使命》 《网络在当代书法的意义》 《理论创新需要通气》 ,“瑞田观点”的《书法界需要这样一部公约》《书法如何强大起来》等。

  六是交叉融通类。诸如“老斯说话”的《关于书法与党外人士个体经济的遐想》 《书画市场和股市楼市及其他》 ,“瑞田观点”的《学术批评与商业批评》 《书法娱乐化的背景分析》《书法家与外国书》等。

  这些书法评论有“史”与“论”相结合的共同特点,其中贯穿着难能可贵的史学意识。引经据典,以史为鉴,既增加了书法评论的可读性,同时让人引发思考,增加了书法评论的深度。诸如“老斯说话”在《书法名词颠倒解读》中参照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官员书法”现象,在《爱惜羽毛》中引用了郑板桥的典故,在《也说汪精卫书法高价现象》对书法史上人品与书品的关系进行梳理等等,“瑞田观点”在《画家为什么写不好字》对书画同源、书画兼擅的传统进行爬梳, 《写一通尺牍何妨》对尺牍书法进行考订等,都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夫。

  同时,史学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出书法评论的正义良知,为历史负责,勇于担当的精神。当下书法评论普遍缺少“南斯北张”书法评论的公正立场、客观视角与史学意识,存在着红包评论、商业评论、西化评论三种现象。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 ,完全根据主办方的要求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堪入目;或是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评论格式化,千篇一律;或是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书法艺术,生搬硬套,书法批评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与说服力。所以一篇好的书法评论,不仅要有史学视野,站在历史的高度,更要对当下负责,对未来负责。

  “南斯北张”十年专栏,以独到的见解、批评的视角和犀利的文风、独立的人格,全面、冷静、客观地审视当前书法领域的诸多问题。涵盖了书法创作、艺术市场、书法美学、书法传播、书法评论、书法媒体等方方面面,对书法创作、评论、教育、市场、展览、书协体制以及书法家在当下的处境,书法家的思想境界、文化修养,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可以说是当代书坛生态的缩影和印记,是一部诊断当下书法的教科书,把脉书坛生态的白皮书,也是一部弘扬书法正气的建议策,对当代书法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由此反观“南斯北张”的书法艺术,具有一种文人情怀与诗书之美。他们不仅是当下难得的具有古典情怀的文人,也是文人书法的倡导者与文人书法的先行者。“南斯北张”联手策划的“心痕·墨迹:当代作家、学者手札展”在北京、东莞、石家庄、烟台、深圳、大连、杭州等地巡回展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他们身体力行地写自作诗,写手札,写手稿,并将其回归到日常艺术生活的常态之中,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模式两个方面试图探索当代语境之下文人书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