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文艺”一词，说不上是什么性质的词汇，说这个青年人很“文艺”往往让这个青年人很没面子，因为好似在说这个青年“很娘” ，这很让我打抱不平。因为我们那时“文艺”一词是很风光的，是文学和艺术的统称。比如我那时就以自己是个“文艺青年”而自豪。

　　先说我喜欢看书。那时放学后，做完作业，就捧着一本书看起来。如果是夏天，就搬把小板凳，坐在屋子外边的阴凉处看；如果是冬天，就搬把高椅子，围坐在火炉旁，边烤火边看书，那滋味甭提多美了。晚上掌灯以后，我只要有点灯光就能凑过去看书，比如在胡同的街灯底下、屋外的门灯底下，甚至公共厕所的微弱的灯光下，我照样看得兴高采烈，不忍释手。那时我只看长篇小说，什么《野火春风斗古城》 《三侠五义》 《西游记》 《水浒传》等等。有时书快读完，一股恋恋不舍的感觉油然而来，想到很快就要和我喜欢的人物、喜欢的故事分别了，那种郁郁的心绪几天都不能散去。

　　那时，我觉得没书看的日子很凄惶，只好自己伸着鼻子到处找书看。现在的北京西单华威大厦下面麦当劳餐厅的位置，那时是一家新华书店，书店里面又套着一家中国书店旧书店，那一大片全是书，散发着阵阵书香。我就像是发现了一个富有的矿藏，心里乐开了花。平时功课紧张，我只能利用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的时间泡书店。可在书店看书怎么也不像在家里看书那样踏实，总像小偷似的躲着书店工作人员，怕他们把我轰出书店。为防止尴尬我想出了一个对策：我在一个书店记下书的页码，然后装作没事人似的把书放回原处，溜达到另一个书店。就这样，我用这种“游击”战术，读了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海底两万里》等书，读了茅盾的《子夜》 《蚀》 ，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以及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 。虽然泡书店看书，只能站着，直到两条腿都骨软筋麻为止才回家，但那时我的感觉是满足的、过瘾的。

　　我喜欢文学，也喜欢绘画，还喜欢音乐，我很自然地又喜欢集所有文学和艺术手段为一体的电影。我第一次为之痴迷的影片是前苏联拍的莎士比亚《第十二夜》 。记得那时的电影票价极便宜，只有两角钱，但对一个穷中学生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也就是在这时，我开始知道了莎士比亚，后来慢慢熟悉了乔叟、拜伦、司各特、奥斯汀、狄更斯、萨克雷、哈代，又慢慢转向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西班牙文学、波兰文学、捷克文学、美国文学，直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这是一条很漫长的路，然而就像很多喜爱文学艺术的人那样，我也是在那充满魅力和书香的书店开始了我对文学和艺术的启蒙，又在戏剧、电影、音乐、绘画里加深了对文学和艺术的认识。

　　在我看过的所有书中，俄苏文学是我的偏爱，我几乎看了那时出版的所有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描写前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卫国战争时期的书籍，以及前苏联建设时期和思想文化由禁锢变为“解冻”时期的文学作品。我之所以偏爱俄苏文学，是因我在看俄苏文学的同时体会到一种亲切感及对那种生活的认同。

　　“文革”以后，我到北京一家工厂当工人。那时我们局工会和宣传处经常请一些作家和编辑到市府大楼会议室，给我们全局系统的文学爱好者讲课，比如作家草明、浩然、 《北京文学》的编辑郭德润等等。去听课的次数多了，我就认识了当时我们系统在文学创作上已经有些名气的何玉锁（后调到全总文工团任副团长） 、傅用霖（后调到《北京文学》任编辑部主任） 、郑万隆（后调到北京出版社任编辑部主任） 。他们在我眼中都是高不可及的人物，可是他们都鼓励我，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别闲着呀！就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慢慢也写了一些诸如评论、杂文、散文、报告文学等东西，发表在《北京日报》文艺副刊上。

　　后来我进入《北京日报》文艺部当了编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文艺部的老同志如赖林松、邵毓奎、张虎以及已故的老领导曹世钦、赵尊党、李凤祥等人，都鼓励过我，说要在做好编辑的同时，多读书努力写自己的东西，积累起来为社会留下我们的声音。在我的成长之路上，除了文学和艺术的影响之外，这些老师们对我读书写作的激励让我永远难忘。

　　看书和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情感宣泄的过程。每看完一本书，每写完一篇东西，觉得很畅快，那种心灵的愉悦，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这就是我的“文艺”旧事，虽是旧事，但于现今好像我也没有其他选择，恐怕只能这样“文艺”下去了。

    （刘晓川  第十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北京作协《北京作家》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