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下，道德层面上的人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地说，真正的人品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人们对一个人的品德之高下好坏的判断完全来自于他的运气如何或者他的其他方面。

　　□在“这世界得以运转的整个逻辑体系”都发生改变、都有了问题的前提下，“高尚” 、“卑鄙”等等这些关乎道德和“人品”的话语已经失去了固有的所指和内涵。新世纪文学理应调整叙事伦理以深入新世纪的道德本质，努力发掘和重新调整文学与道德的关联。

　　文学与道德的题目似乎很大，不过我的切入口很小，并且试图切得深一点、长一点。

　　为了解释切入问题的角度，先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不久前，作为联系导师，我与五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有一次游山活动，途中给每人买了一个烤地瓜。其中有位学生拿到的烤地瓜没熟，很难吃，大家都笑她“人品不好” 。我很奇怪，问为什么这样说人家。他们大笑着告诉我，现在说谁“人品不好” ，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指他“运气不好” ，这已经是非常流行的说法了。于是，那天大家不时地以“人品不好”彼此打趣。

　　这些年轻人自然都是“90后” ，对时下的网络文化、流行文化非常熟悉，在交流中能够提供不少新鲜的事情。不过这一次却引起我莫大的困惑和深思：“人品不好”成了“运气不好”的替代说法，那么原来意义上的“人品不好”哪里去了呢？道德意义上的人品好不好的问题不就没有话语可以表述和谈论了么？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下，道德层面上的人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地说，真正的人品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人们对一个人的品德之高下好坏的判断完全来自于他的运气如何或者他的其他方面。可见，一种轻松的、通俗的、流行的话语方式的改变，恰恰深刻反映了社会道德文化逻辑的改变。这是我们要讨论新世纪道德的一个基本前提。

　　由此，就引出了新世纪文学与道德关系的话题。对此，我的基本看法是，新世纪出现了新的道德现象，但文学的道德叙事与道德表达在总体上已落后于现实生活。文学叙事中所反映的和抨击的道德意义上的假、恶、丑，不如生活中的更假、更恶、更丑，而另一方面，文学叙事中所展现的真、善、美，也不如生活中的更真实、更善良、更美好。这也正是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新世纪文学“低于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究其根源，我认为这不是作家想象力如何、语言水平如何或者写作技巧如何的问题，而是认识生活和反映现实的能力问题。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能力从当下生活中看到道德文化的本质，根本没有发掘道德肌理的自觉意识，那么无论其想象力多么发达、技巧如何圆熟，也只能是无根的艺术和生活缺席的叙事，是延续着过去的审美定势滑落的文学。

　　30年前，一位敏锐的中国诗人对刚刚过去的“文革”时代的道德现实做了一次精彩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的确是一次紧紧扣住道德的现实本质的回答。然而，时至今日，这样的回答方式已经远远不能解答新的道德现象及其真相本质了。因为，在“这世界得以运转的整个逻辑体系”都发生改变、都有了问题的前提下，“高尚” 、“卑鄙”等等这些关乎道德和“人品”的话语如前所述已经失去了固有的所指和内涵。一方面，权力或者某种势力或者层层渗透后的某些权力因素，不仅可以像以前那样在一定范围内垄断政治、经济和文化，而且更能够前所未有地垄断道德；另一方面，人们不再追究真相，不再追问“人品”问题，只关心“幸运”与否，成功与否。这样两个方面交互作用，就使得高尚与卑鄙之间、高尚与高尚者之间、卑鄙与卑鄙者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更多的时候，卑鄙者的通行证是高尚，而高尚者的墓志铭也不再是“高尚” ，而是“卑鄙” 。

　　可见，新世纪文学理应调整叙事伦理以深入新世纪的道德本质，努力发掘和重新调整文学与道德的关联。然而，更多的作家尤其是成名作家，总是习惯于倚重历史叙事或者传统的道德判断进行创作，这样就使得新世纪文学不仅“低于生活” ，而且道德失语。因此，有时候，真正能够反映生活本质的并非那些止于表象的现实主义创作，恰恰是那种带有魔幻现实主义或者荒诞现实主义色彩的文本才能触及道德本质与伦理真实。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想特别提到两个作品，即余华的《兄弟》和阎连科的《风雅颂》 ，它们透露出一种新的叙事伦理的出现。在前者中，“处美人大赛”的冠军不仅不是处女，而且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但她公开地并且风光地以“精神上的处女”为道德上的处女改写了内涵。这已绝不是什么丑闻，没有人在乎真相。于是，“处女”所象征的“高尚”成为这位冠军的通行证。后者中的杨科多被评价为一个堕落的知识分子形象，然而在我看来，杨科在本质上首先是一个高尚者，是与杨科的妻子、副校长等卑鄙者相对立而存在的。小说叙事伦理的重心不是写他的堕落，恰恰在于他的“被堕落” 、“被卑鄙” 、“被精神病” 。可见，两部小说的叙事伦理正好构成了新的道德逻辑的两个侧面。然而，近几年也正是这两部小说受到了最严厉的非议和批判。我这里无意全面评价，只是由此想到，新世纪的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不仅在作家那里被忽视了，即使在评论界、读书界和文化界，也少有人真正深刻地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