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如何不同凡响
作者:厉震林  来源:中国艺术报

  因为是王家卫作品,《繁花》注定不同凡响。从表演领域分析,它的不同凡响又有一些特殊的含义。最初几集,在舆论上经历了一些风波。有的观点认为,演员的表演用力过猛了,一是动作,有端着以及耍酷的倾向,有些浮夸和做作,还不太沉稳和端庄;二是声音,吵叫声多了些,扎堆在一起说话,似乎在刻意表现上海人的“腔调”;三是角色和台词如何融为一体,还需要强化。总而言之,《繁花》的动作和声音太“响”了。

  大导演的作品,蒙此诟病,似乎出乎意料之外,但细想一下,也是情理之中。需要关注的是,《繁花》乃是王家卫的转型之作。他从一个以营造影像美学为能事,并将之推向了世界顶级水准的电影导演,转身为以叙事美学为本体的电视剧导演,需要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他也深谙电视剧的美学特点,故而大大强化“戏剧性”,开头就设置了一场车祸并推出神秘的“老法师”爷叔,“出事体了”几乎成为全剧的口头禅,演员在规定情境中跑进跑出,忙忙碌碌,语速又快,容易让人产生表演夸张的印象。这也说明在影像美学与叙事美学之间,成熟和高明如王家卫者,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此外,王家卫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毕竟少年就移居香港了,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有多少了解,也容易受人怀疑。一个说法是,上海导演拍摄上海容易实,香港导演拍摄上海容易炫,想象的成分比较多,反而容易接近观众的期待。《繁花》也可作如此观,王家卫的“双城审美”中,小屏幕有着大银幕的震撼,迷离的灯光和复古的滤镜恰到好处地搭配,让上海的观众觉得有点浮华,给外地的观众增加了几分遥望。

  对于演员来说,参演《繁花》如同上了一个王家卫的艺人培训班。他指导表演的方法,在电影界一直独树一帜。演员与他合作,需要调整自己的工作习惯。在《繁花》拍摄中,他让演员反复演几十遍,又不作出好坏评判,他是要从中抓取演员最佳的状态。演员在没有评判的傍依中,表演往往较为使劲。王家卫有时不给演员完整的剧本,只给其中几页,演员很难对角色吃深吃透,将表演进行整体分配以形成它的路线图,角色的情绪变化难以入深入细,产生跌宕起伏的绵延过程。长跨三年的拍摄周期,时断时续,对于演员的情绪记忆尤其是身体记忆以及下意识记忆颇有挑战,局部也许非常精彩,整体效果未必圆润。

  随着播出集数增加,如此的风波逐渐消散了,说明导演、演员和观众在磨合中产生了一种契合关系,导演逐渐把握了影像美学与叙事美学之间的关系,观众则适应了导演由转型而带来的“混搭”现象。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开头部分均为背景介绍和角色亮相,演员的入戏和观众的代入感需要一个移情的过程,这多少会让观众觉得演员有表演的痕迹。《繁花》播到中间以后,表演的节奏徐缓了,《繁花》的动作和声音“不响”了,它与前面的“响”,形成了对比的关系。蓦然回首,前面的“响”,几乎每一句话都非多余的,每一个镜头均是恰到好处的。故事完全展开后,“响”的用意被慢慢理解了,原来那些“响”的表演,如此准确入味,甚至每一个“响”都需要细细体味,让人产生留恋的感觉。

  从“响”到“不响”,表演不断展示了它的力量。每一个演员,其表演犹如神奇的宝盒,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首先,剧中表演的角色形象,是生活中常见而屏幕上不常见的,演员没有模仿现存的艺术形象,而是到生活中去发现、寻找与角色接近的形象素材,不断地“靠近”打磨,终成个性的形象。从阿宝到宝总,从新贵到落寞,胡歌演出了一个全新的青年商人形象,他的自信、野心以及处事圆滑,以肢体语言和眼神传神地表现了他的内心变化以及人格的复杂性;游本昌饰演的爷叔,犹如“出土文物”,一亮相即“惊艳”,其装束、发型、身姿、步态以及气质,着实一个精通商道的“老江湖”,是未曾见过的屏幕形象;董勇饰演的范总,整天手上夹着一个公文包,一口柔润的“浙普”,看到人就笑,有独特的处事规则,如此在上海滩闯荡的乡镇企业家,也是稀有的形象;唐嫣饰演的汪小姐、马伊琍饰演的玲子、辛芷蕾饰演的李李,可分为左、中、右三种性格,唐嫣是大家闺秀型的,装束中规中矩,马伊琍是小家碧玉型的,有点刻薄却也不令人生厌,辛芷蕾是大女主型的,风情万种,做事利落,三个演员的表演,均有原创的意义。

  其次,《繁花》的表演,可谓是“中生代”演员飙戏,演员使出浑身解数以及绝招,随便拎出一个角色,其表演都是精彩绝伦的。王家卫的“精品意识”不会容忍演员任何一点表演上的“跑冒滴漏”,全员全程“王氏”标准。以配角而论,陈龙饰演的陶陶,范湉湉饰演的卢美琳,黄龄饰演的金凤凰老板娘,papi酱饰演的菱红,均是生龙活现,味道俨然,就连“小卖部”的景秀阿哥,也给人以很深的印象。《繁花》的演员以集体的力量,塑造了黄河路的社会以及大时代的风云。

  再次,表演具备了一种哲学意味,从形而下到形而上,表演可品味的,达到了一种人生况味的层阶。辛芷蕾的眼神中总是透露出一丝戏谑,胡歌则表现出一种“迷离”的眼神,最后从和平饭店走出,回首诡秘地一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包含了一种人生的态度。全剧以胡歌的旁白串连,旁白与台词涉及的“天花板”与“摔地板”经历,“上下曼哈顿帝国大厦时间”,“走出和平饭店”等相关内容,赋能表演产生一种历史和哲学的意味。

  我总是觉得,《繁花》很像话剧《茶馆》和电视剧《上海滩》的结合体,三教九流聚集于黄河路,写尽人间聚散以及时代变幻。三年打磨一部电视剧,也许只能王家卫可为,不具备复制性以及推广性,但是,秉承“慢工出细活”原则,像拍电影一样拍电视剧,如此敬重与执着艺术,是需要传扬的;对于现实题材的关注,并非仅仅表现几个主要人物的奋斗史,而是以大量的细节,包括表演、事件和空间,去雕刻那个年代的社会环境,充满一种诚意,先感动自己,再去感动观众,也是文艺创作所需要遵循的;表演不浮于叙事,而是进入了哲学意味,体现一种价值观,如同胡歌的旁白称道的:“从阿宝到宝总,从进来到离开和平饭店,七年,我完成了所有承诺。”这是时代的承诺,它使前面所有的表演都具有了穿透力,显得丰富而深刻,故而才有“过去无所不在,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盛开”,这是表演的至高境界。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上海戏剧学院二级教授、电影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