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在国内市场失去了以往的竞争力，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奥本海默》仍收获了观众的高度评价。《奥本海默》的好，在于情节紧凑，矛盾冲突激烈。然而，按照我们的理解，在二战特殊背景下，天才科学家给祖国制造大国利器，提前结束最惨烈、伤亡最大的世界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奥本海默制造原子弹，于公于私，哪有障碍？即便有，也在于自身的专业领域。如果电影讲述奥本海默克服制造原子弹的技术瓶颈，那么，它就不是剧情片，而成为纪录片。
《奥本海默》转换重心，重点不是讲述如何制造原子弹，而在于政客与科学家之间的“战争”。于是，影片顺理成章地围绕着彩色与黑白的两场听证会展开。黑白的听证会，以政客刘易斯·施特劳斯为中心，决定是否顺利进入内阁；彩色的听证会，以奥本海默为中心，决定其是否继续持有安全特许权。起初两者似乎并无瓜葛，令人一头雾水，但随着故事的展开，观众渐渐地明白了彩色部分的听证会，其实是施特劳斯针对奥本海默精心策划的一次阴谋。而且，也正是这场对奥本海默诬陷、霸凌的阴谋，被物理学家大卫·希尔当众揭示出来，导致了黑白部分斯特劳斯在入阁听证会的失败。因此，这两场听证会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然而，在诺兰的组织安排下，在影片中互为因果、紧密地关联起来。
然而，电影不是话剧，如何运用人物对白推进事件吸引观众呢？事实上，故事越来越精彩、矛盾越来越尖锐、情绪越来越激动的观影感受，正是源自于这两场互为因果的听证会。影片在彩色的听证会中，让坐在角落里的奥本海默听到亲友、上级、同事们对自己或褒或贬的评价，让奥本海默面对面地感受到了咄咄逼人的言语暴力，后者无异于原子弹爆炸带来的冲击。在事件上，奥本海默最终失去了安全特许权；然而在叙述上，把“原子弹之父”视为普通人，赢得了观众认同。在另一场听证会上，影片以入内阁失败的事件结果，惩罚了野心勃勃、自信满满的施特劳斯，不仅如此，更把为奥本海默的昭雪，放在了如此重要的公开场合。证人意想不到地公然揭示施特劳斯睚眦必报的小人性格，言辞犀利，且正中要害，获得一种酣畅淋漓的观影体验。因此，影片虽然以制造原子弹为主要事件，大量地铺叙、渲染一个个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们的天才、禀赋、生活趣事，甚至是婚内出轨、风流韵事，但是，两场听证会构成了故事框架，真正的焦点在于科学家与政客之间的矛盾冲突。
如果影片只是把政客这类卑鄙无耻的小人设置为对手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小瞧了诺兰，或者是奥本海默。对西方电影来说，最重要的敌人、障碍，往往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奥本海默作为“原子弹之父”，并不是那种成功制造原子弹就自喜自大的人，相反，当他打开了这个足以毁灭人类、毁灭地球的“潘多拉魔盒”后，面对这个强大到自己乃至人类都无法控制的异己力量时，科学家的道德自省（奥本海默认为自己“双手沾满鲜血”），也就难以遏制地浮现出来。因此，在二战结束之后，奥本海默不断发出反战，反对制造氢弹，反对美苏之间展开竞赛的观点言论，不仅让他站在了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一边，拥有了伦理正义，而且，也在成功与失败、生存与毁灭的反思中凸显出了内心的痛苦。在电影艺术中，一个性格鲜明、富有真实情感并充满理性自省、自我超越的“现代性主体”塑造出来。
毫无疑问，《奥本海默》把反思的自我意识设定为内在的对手，体现的是西方现代人性观：个体必须经历由感性飞跃到理性、从肉体到精神的磨砺，以及善恶冲突与内心撕裂，才能成为一个拥有反思精神的现代性主体。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有观众把《奥本海默》与《萨利机长》相提并论的原因。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在思想主题方面，影片更多表现出西方电影的文化共性，从现实生活（客观）与自我反思（主观）的角度设定障碍，在主客对立、内心撕裂中表达西方现代文化的人性观。诺兰即便是世界公认的讲故事高手，能够营造出刺激紧张的叙述效果，但在面对“原子弹之父”的真实历史人物，国家重大的历史事件与集体记忆，也没有较多的发挥空间；《奥本海默》就是一部典型且已成规范的美国式人物传记片，表达了一个模式化甚至有些刻板化的思想主题。
然而，好在《奥本海默》还有诺兰赋予它的诸多的艺术形式。正是这些艺术形式成就了这部影片。如果抛开非线性叙事、节奏快到来不及理解的人物对话、极具想象力的剪辑，以及时时震惊（声效之强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的视听效果等等带有导演诺兰个人标记性的艺术形式，那么，《奥本海默》或许只是一部平庸的好莱坞电影而已。
在笔者看来，《奥本海默》带给当下中国电影最大的启示在于——当我们叙述民族国家带有普适性、共识性的集体记忆、时代经验的时候，值得特别关注的，与其说是“讲什么”（故事内容），毋宁说是“怎么讲” （艺术形式）。在21世纪的今天，观众素质、观影经验、消费趣味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电影的叙事策略、形式风格无妨、也必须更大胆一些。如果我们抛开市场票房，仅仅聚焦于当下中国电影的叙事，那么，不得不承认，包括主旋律电影在内的中国电影，在讲述故事方面越来越拘谨。然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电影之所以成为20世纪重要的叙事艺术，就在于它所特有的媒介特性（诉诸视听感官的影像），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形式风格。正是电影产生了特定的叙事策略及其艺术形式，才让原本只是复制、记录现实的影像媒介成为了一门艺术，进而与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艺术一样在人类精神结构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因此，当下中国电影必须解决一个长期以来“重内容、轻形式”的成见。但愿叙事复杂、信息量大、节奏超快的《奥本海默》，也能给中国电影带来某种触动。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