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秦人都好秦腔，因为它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呐喊，携带着秦人的文化基因，顺着历史的河道一直流淌下来。
秦音素来慷慨悲壮，从秦代李斯“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到元代张养浩“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之潼关怀古，秦音总是弥漫着悲壮的情绪。
传统是一条河，秦音流到明末便汇成了秦腔。秦腔一经产生便展示出独特的魅力，给施施而行的戏曲带来了活力，弥补了戏曲音乐的三大不足。
秦腔来自山陕民间音乐，密切了戏曲与普通百姓的关系。秦腔发展了管弦过门，使戏曲伴奏“音乐之腿”更加健壮。戏曲从北宋杂剧起约600年左右的历史，到明末秦腔才产生了管弦过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展，它一旦形成，就为演唱托腔保调、调控舞台节奏、刻画人物形象及渲染戏剧气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秦腔过门的形成，标志着戏曲音乐从此有了能够以片段音乐展示剧种风格、定腔定调、衬托唱腔及加强唱段连接惯性的功用。更为突出的是秦腔过门的结构和发展手法，至今仍是全国戏曲过门创作的样板。秦腔慢板的过门由“引子”“一环”“二环”“三环”组成。“引子”是基础，一、二、三环是引子的变化发展，从内在联系上讲，这种变化体现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哲学思想。
秦腔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依情变曲和依人变曲的板腔体。戏曲音乐从“士大夫皆能诵之”的诸宫调、唱赚，到南北曲与高腔、昆曲，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文人音乐属性，这便难以“深入民间”。板腔体则是在“上下句”的基础上，通过变奏等手法演变出新生性的唱段与板式，在板式衔接、唱段布局等方面都可以根据剧情自由变化。如果说曲牌体长于歌唱性与抒情性，那么，板腔体在此基础上，更长于叙述性与戏剧性，进一步提升了戏曲的表现力。显然，板腔体的出现是戏曲音乐里程碑式的跨越。
秦腔音乐的独特魅力，使其迅速向各地传播，加上李自成和山陕商帮的助推，河南梆子、山东梆子、山西各路梆子、河北梆子、京梆子、卫梆子，西南川剧的胡琴腔、滇剧的丝弦腔都与秦腔有着亲缘关系。秦腔向南传到湖北演变为西皮，“皮”即湖北方言“唱腔”之意，“西”则是陕西，这种陕西传来的唱腔辗转到北京又成就了京剧。
秦腔的魅力从魏长生在北京搅起的旋风便可窥知一二，魏氏以“繁音促节，呜呜动人”的唱腔赢得“名动京城”“举国若狂”“观者日至千余”的盛况，以致“六大班为之减色”，“争附入秦班觅食”。魏长生南下扬州，又在江浙掀起一股秦腔热浪。魏长生的成功，从本质上说是秦腔在唱腔、表演及舞台结构方面的优势所致，魏长生只是这些成就的代表者。
作为梆子腔的鼻祖，秦腔开创的板腔体戏曲音乐新体式，促使梆子腔、皮黄腔诸多剧种迅速崛起，推动了清代及其后整个戏曲的蓬勃发展。
秦腔唱腔中有一种特殊的拖腔叫彩腔，俗称二音子，老艺人称之“鸡鸣曲”。这种曲调均用假声翻高八度演唱，音窄尖细，如同公鸡叫鸣声音。各种彩腔经常是在情感非常激动、戏剧情节发展的高潮之处营造的一种强烈对比。鸡鸣曲源于历史上长期实施的鸡人报时制度，汉代就有鸡鸣卫士，朝廷专门征调楚地善歌卫士在宫阙之下唱鸡鸣歌以报时。延及唐宋，鸡人报时方式从模仿鸡鸣过渡到唱鸡鸣歌，鸡人唱词开始渗入政治涵义，发挥出政治教化的功能。在民间一直有板腔体戏曲与鸡鸣曲亲缘关系的说法，这种说法不仅在秦腔中存在，二夹弦、江汉皮影等剧种也有类似的说法。可见，秦腔音乐处处蕴藏着深厚的历史、透着不平凡的经历。
秦腔苦音、欢音两种声腔体系的形成，“终南山”里的道士功不可没。人的情绪归纳之无非是平、怒、哀、乐四种，故道情鼓子词以此四情作为规范准则形成苦、平、抢、紧四种曲调，实际是慢、中、快、紧四种节奏速率的变化。后又将抢调与紧调合并，简化为“平调”“高调”“官调”，“三调”由繁到简继续变革为“二音”，即“苦音”和“欢音”。苦音、欢音的形成经历了由“四情”变“三调”、由“三调”化“二音”和由整曲变“乱句”、以“乱句”为“板式”的发展轨迹。
与苦音唱腔相得益彰，秦腔剧目多为深重的悲剧。以表现历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主，歌颂那些忠臣义士，凸显他们在邪恶势力的打压下所产生的悲惨命运。大多剧目既突出令人感伤流泪的悲剧过程，又不忘正义最终胜利的喜剧结局。弱女子李慧娘借鬼魂复仇，窦娥更是感动苍天，六月飞雪，昭雪冤情。秦腔悲剧的结尾总要加一个欢乐的尾巴，这种圆满本身就是一种满含辛酸的圆满，是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想象中的圆满。尽管秦腔悲剧追求一种壮美和优美的和谐，但这种和谐留给人的常常是无限的悲哀和怨愁。
秦腔“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的悲苦只有“吼”才能得以宣泄，于是秦人把唱秦腔叫作“吼秦腔”，似乎“吼”才是生活磨难的本真状态，这种近乎生命的挣扎与呐喊是无数代秦人的生存感受在舞台上的折射。如果说只有“吼”，那就不是“大美秦腔”了。“天地之道，阴阳刚柔”，秦腔的唱腔“阴阳刚柔并行”“协和以为体”，王宝钏“老娘不必泪纷纷”、李晚春“兄弟窗前把书念”、单雄信“呼喊一声绑帐外”、包公“王朝传来马汉禀”体现的是中国美学“优美”与“壮美”的统一。
也许血液里流淌着周秦汉唐的基因，到了民国，又诞生了一个叫易俗社的剧社。这个剧社凝聚一批学贯中西的文人和一批技艺超群的艺人，他们以秦腔当武器，以自编剧目为教材，以“移风易俗、启迪民智”为目标，怀着“炼石补天”的责任感，试图通过“戏曲救国”的方式来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易俗社的成就吸引了鲁迅先生的关注，他借西北大学讲学之机，五次去易俗社观戏、赠银，还欣然题字“古调独弹”。
如果说西安的易俗社是文人选择秦腔改良社会的自觉使命，那么，延安的民众剧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前身）则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以秦腔为武器有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艺术团体。他们以工农兵学商取代生旦净丑，积极上演现代戏，先后编演了《中国魂》《穷人恨》《血泪仇》等现代戏，成为现代戏的拓荒者。毫不夸张地说，延安秦腔改革试验的成功，影响了此后几十年整个中国戏曲的发展方向。
西安的剧坛再加上三意社，便成了三足鼎立。这座1895年成立、有127年演艺史的剧社，以上演传统戏为主，以慷慨激昂的风格特点享誉西北。三大秦腔院团一度形成文人、红色、民间三种模式，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极具典型性。
如果说秦腔原本是乡间露天土台、庙会、集市等环境的产物，那么，城市公园的自乐班似乎成为当下秦腔活动的另一重要场所。如果说贾平凹先生的小说《秦腔》是写给秦腔的挽歌，那么，秦腔目前确实面临着各种危机。扎根于秦人生命的秦腔，已经到了需要我们加倍呵护的地步了，如果失去了秦腔，我们便失去了乡音，失去了精神家园。秦腔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作为秦地文化的活载体，它的绵延不仅需要民间力量，更需要专业戏曲院团。
2022年1月，《陕西省秦腔艺术保护传承发展条例》颁布实施，这是首个省级行政区关于戏曲传承发展的立法。期待立法带来秦腔发展的新春天！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