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屈原》剧照

　　屈原，早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成为九死不悔精神的代表。其情怀与境界穿越时光和山海，照进了历史的天空和褶皱，也幻化成舞台艺术长久不灭的光。对屈原精神的开掘与表达，艺术舞台有许多路径可以依循，可以说珠玉在前。20世纪40年代初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首次将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立于舞台，激起了抗战背景下全国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艺坛留下巨大轰鸣。此后数十年来，京剧、越剧、秦腔、豫剧包括皮影戏等都以各自的探索在舞台留下绵长回响。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湖北三峡演艺集团创作演出的新编无场次历史话剧《屈原》（编剧黄维若，导演郭小男），尝试以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刻下屈原精神的新高度。

　　新编版话剧《屈原》取材于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生平事迹，以倒叙方式讲述屈原40余年的生命历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屈原被贬斥而流浪于洞庭湖畔，因楚国国都沦陷、生灵涂炭，他的内心悲苦莫名、思绪万千。他不断与心中的楚怀王及张仪等辩驳，并发出诘问，展开自己为守护家国不计生死、为崇高理想敢于斗争、为高洁情操甘受孤苦的人生回忆。该剧以人物心理活动为主线，展开对屈原文化内涵深度挖掘，从古典与现代戏剧美学结合的新视角探究屈原高洁灵魂，从人物关系设置到戏剧冲突建构，被赋予行动和思想的双重力量。

　　探讨历史人物的精神价值，从已知维度向上提升，力求在熟悉的陌生感中释放历史价值能量，是历史剧始终追寻的方向。新编版话剧《屈原》从人物出场到结局，将焦点集中在屈原内心高尚而又与外界不合时宜上，以他的性格理想、行为方式与身边人事的无法合辙，与所有人相互对立，来牵动全剧，开展剧情。这种不合时宜集中表现在他与各种人物的交集纠结上，在与不同人物形成的鲜明反差中，屈原的超拔脱俗、圣洁高远，可谓一枝独秀。楚王于他亦君亦友，两人的志趣却总是风马牛不相及，当楚王迫不及待地要他多招些黔中巴地的美人时，屈原却摊开竹简讲述该如何变法、奖励耕战；他与张仪势如水火，但屈原的“美政”和楚国却葬送在丧失灵魂的张仪手中，他只能无可奈何；他与郑袖谈诗论人，却因不谙后宫争宠之事遭到怒斥……他清澈通透，干净单纯，却不知进退权谋。他拦住出宫游玩的楚王，以死劝谏楚王不要赴秦、请郑袖劝说楚王出兵巴蜀等。他的性格心性决定了这个三闾大夫只能到处碰壁，预示了他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黄维若将其定位于“非典型政治家”也是鞭辟入里，戏剧的波澜起伏由此而生。

　　剧中，许多人与屈原产生戏剧纠葛，纠葛中又立刻勾连起屈原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从年轻时起，直到被放逐时的若干段落，实质是编织了“真实”生活中的屈原与楚怀王、与“党人”们，以及与张仪、陈轸、昭睢、子兰等人的对手戏。对手戏辐射了屈原的不同侧面，涵括了他一生的追求和理想。这些对立面不时跳进跳出，介绍故事的结果，陈述人物的内心，屈原与每一个对立面虽都各表一枝，却都起到了集中衬托人物形象的作用。主创从不同人物关系的对立反差中寻找戏剧因缘，升华人物形象，这是矛盾冲突设计的巧妙之处，是屈原形象塑造的崭新的思考路径，充满戏剧性和现代意味。戏剧是一种冲突与行动的艺术。屈原对手的形象越是生动复杂丰富，就越是意味着屈原形象有了好的“垫脚石”。这种一人对多人、现实与回忆的交织兼容、衬托对举，突破了以往同类题材人物塑造的结构框架，立体多元地构建起新式人物关系。舞台上屈原的爱国赤诚，众人皆浊其独清的形象新颖传神。作品在特定情境中，以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呈现舞台上真实可感的人物，推动情节波澜起伏，使人物与情节并进，逐渐走向戏剧高潮。“这一个”屈原因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设计的另类表达，提供了当代语境下历史人物深入开掘与塑造的新视野。

　　“得罪几百个贵胄，不负千千万万楚国的庶民。”“虽命运悲惨，然内心要高洁，品行不可低下。虽流浪四方，但心中赤诚绝不更改。”一部话剧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语言特色。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与今天已相隔2000余年，如何感受国都沦陷情境下人物的心理，如何透视拂去历史烟尘之后的岁月容颜，无疑屈原的诗中隐藏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全剧选择运用屈原的诗歌搭建语言平台，让人物言行与诗歌融为一体，以诗的语言展示他一生的重大事件，这是颇有新意的尝试。历史上，屈原首先是才气纵横的诗人，其次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以诗的角度和爱国逻辑参与政治，这也是其成为“非典型政治家”的艺术说明。剧中，人物台词大多来自屈原的诗歌，屈原的想象力丰富，语言表达清奇，对自然、大地有强烈的感情。《九歌》《橘颂》《天问》《国殇》等作品的原句，在剧中成为人物直抒胸臆的底本。朝堂舌战，江畔行吟，以及人物内心的独白、剖析等，激情澎湃，热血四溢，构建了全剧的诗意品格和磅礴气势。正是诗歌中所映照出的人物的内心，奠定了屈原形象的基本框架。透过诗歌，可以看到一个顽强不屈、把自己内心诉求和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诗人。全剧以歌咏志，台词的个性化、抒情化、优美化，传达了屈原的诗情才气，凸显了屈原精神，产生醇厚的艺术魅力。

　　新编版话剧《屈原》的语言特色，让全剧散发出浓烈的楚文化气韵。楚辞中的语境、语法、用词，屈原钟爱的200多种花草植物，以及他“天上地下”的思维等，在特定的舞台氛围中得到诗意传递。基于《橘颂》《九歌》《天问》等原作的优美辞藻，通过白话文解释形成的气象万千的楚文化氛围，为作品带来鲜明的个性色彩。黄维若表示，屈原是一个对灵魂、对世界、对自我有许许多多追索的人，他有很多对自己的不断追问、不断探索，不断改进自己对世界和对他人的认识。一个对自我不断追索的灵魂，其自身悲剧格外令人叹惜。全剧在诗意展示中让古典题材戏剧兼容历史品格和当代审美气象，赋予故事、人物背后让人深入思考的价值，打开历史与当下的审美通道，这是新的时代适应观众审美情趣的可贵探索。

　　从诗歌里找到屈原、走近屈原，在神情、情感、肢体动作的表达上准确把握人物，对表演者而言是挑战。屈原的扮演者王洛勇，在诗意塑造屈原的过程中，揣摩台词和肢体动作，调整语言把控和情绪处理力度，力求表现一个真正清澈透明而又九死不悔的人物。发自肺腑的对话、激情如电的独白、呼天抢地的绝望、一往无前的决绝，王洛勇演绎的屈原富有激情与张力。屈原生命最后宣言的生动传达，把人物精神一步步推向纵深之处。众多演员投入的表演，为新编版话剧《屈原》带来令人感慨佩服的观赏效果。

　　新编版话剧《屈原》的舞台呈现注重营造恢宏瑰丽的视觉效果，地域建筑与当代新技术装置手段融合，生发出东方美学意境。从开场仙雾缥缈中复原的《九歌》人物形象，到王孙贵族奢华淫靡、纵情声色的生活场景，再到屈原诘问穹苍时多媒体勾勒的浩瀚宇宙，以及血色掩映下的国殇士兵，舞台设计神秘、梦幻、诡异。巍峨的宫殿，郢都宫城里的偏殿，绮罗织就的帐幕，茂密的山林、波光粼粼的江水，在光影的变化中恢弘多姿。郑袖身穿的蟠龙飞凤纹翠色缟丝曲裾长裙，屈原手中的竹简，不时响起的古琴和编钟之音，加上《橘颂》《湘夫人》《天问》等念白或吟唱，楚歌乐舞的穿插运用等，渲染了古朴深远的楚文化气息。当屈原和楚怀王诀别时，从大幕一角缓缓升起的一棵橘树，布满整个天幕，故国之悲溢满舞台。尾声中屈原将视野投向星空，舞台上出现了绚烂的星云、深邃的宇宙，色彩斑斓，气势宏阔。一个浪漫、奇崛、别具个性风采的屈原在舞台上卓然而立，人物与氛围相互融合，悲剧性人物永不言败的精神肌理有机生成。

　　厚重的历史，奇幻的舞台，将家喻户晓的故事，从戏剧性、创新性、传承性的角度进行浓缩提炼和重新建设，以神秘化、浪漫化和诗化的戏剧表达，成就屈原鲜明的形象，这是对屈原文化价值的创意性开掘，为当下时代精神注入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将在艺术史册里铭刻下厚重一笔。长江人民艺术剧院对屈原题材的关注和深入挖掘，以当代审美张扬屈原的历史精神和时代价值，是高度文化自信，勇于接受艺术挑战的舞台印证，标注了艺术工作者追寻理想、上下求索的奋进之姿，为时代倡导做出真诚回应。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