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海外拓展办公室主办、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与清华大学外文系澳研中心协办的“中国艺术歌曲的意境与诠释”——北京大学孔子学院中外人文论坛上，来自英国的女中音歌唱家菲比（Phoebe Haines）演唱了三首中国艺术歌曲：《送别》《红豆词》《教我如何不想她》。这三首歌曲，恰好对应了中国近现代的三种文体：《红豆词》出自古典名著《红楼梦》，小说里由贾宝玉演唱，这是一首岔曲。岔曲是盛清时期流行的满洲贵族子弟的曲唱艺术。岔曲使用的文本称为子弟书，是非常流畅、典雅的白话文。子弟书是受到昆曲影响，由当时的满洲贵族子弟创造出来的一种新文体，在民国之后就渐渐衰落了。《送别》出自清末民初的李叔同之手。李叔同以其由才子、革命者到高僧的传奇性的经历而闻名，有多首诗词在中国流传。这首《送别》的文体是歌词，是李叔同依据美国歌曲的曲调填写歌词而成。《教我如何不想她》出自刘半农之手，刘半农是语言学家，他在写这首诗时提倡白话诗，是一位早期白话诗人。这首诗经过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曲，不仅流行一时，而且达成了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给女性找到了一个第三人称，就是“她”。在早期白话诗文里，女性的第三人称没有定名，一般用男性的“他”，鲁迅也使用了方言里的“伊”。这也是新诗与艺术歌曲结盟从而实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实例，参与了再造中国现代文化的实践。
这三种文体，呈现了近现代中国的时间序列。这三首作品虽然都是抒情式的作品，我们可以观察到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式：一种是用中文给西方歌曲的曲调填词，譬如李叔同的《送别》；另一种是在中文文本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歌曲的形式来谱曲。从创作年代上，可以看到中国艺术歌曲的变化，也就是中文主体的增强，这也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趋势。虽然在现代中西交流的理论里，“碰撞——回应”之说已被挑战，但具体在中国艺术歌曲里，依然可以体现出这一融合过程。
在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与实践中存在着一条途径，就是“创化”，即创造性转化。其中最典型的个案就是李叔同的《送别》。这首歌的来源与变化，已经被叙述了很多次——美国人约翰·庞德·奥特威作曲的歌曲《梦见家和母亲》，被日本人犬童球溪利用其旋律填写了一首名为《旅愁》的歌词，这首歌曲的歌词被李叔同翻译为中文，此后李叔同又用中文、利用其旋律填写了《送别》的歌词。这一路径不长但曲折，而且跨越了国家与文化的旅程。仅仅是描述，就会让人感觉是一件既小又大的文化事件。说“小”，这只是一首小小的歌曲而已。说“大”，就是它很清晰地描勒了文化的流动与“创化”过程。以下为李叔同将《旅愁》翻译为中文的歌词以及《送别》的歌词的比较——
《旅愁》
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身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
忆故土，思故人，高堂会双亲。乡路迢迢何处寻，觉来梦断心。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两首歌词的意思相近，都是抒写别愁，但是呈现的场景不同。虽然都是中国古典的意境，但是前者呈现的是旅舍客愁，可以想象出一个人在异乡旅馆里的孤独之感，后者则是呈现了分别的愁思。如果用《西厢记》来比较，前者可以对应张生在草桥客店里对莺莺的思念，即“草桥惊梦”；后者可以对应张生与莺莺在长亭的送别，即“长亭送别”。
李叔同在翻译与创作为中文歌词时，用了不同的韵部。翻译的《旅愁》用的是“侵寻韵”，创作的《送别》用的是“干寒韵”。前者内敛，后者豪迈，恰好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境，或者也可以扩大为中国与日本两种不同的民族性格。这便是李叔同在跨文化实践里的“创化”之举。
《送别》诞生之后，有着较长的变化之路。譬如，它长期被当作学堂乐歌的典范，进行教学与演唱；也有人将之改编，用于不同的场景，比如小说《城南旧事》及同名电影。20世纪90年代，它也曾被改编为摇滚乐，成为著名摇滚乐队唐朝乐队的代表曲目之一。《送别》一曲的文化史，既是一首歌曲的创造与传播历史，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的历史。
这三首中国艺术歌曲，虽然现在已被归纳入“高雅艺术”范畴，但是在民国时期却是流行歌曲。当时存在着一批与《送别》《教我如何不想她》的风格与情调类似的学堂乐歌以及流行歌曲，在早期中国电影里能经常看到这类歌曲的演唱。此外，作为老上海的标志，白光、李香兰、周璇等人演唱的老上海歌曲，也都有类似的风格与情调。或者，这一类中国艺术歌曲的功能与影响，也可以用于现代中国音乐风格的形成，它也是当代中国音乐风格形成的一个源头与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只是讨论了《送别》一曲，诸如《教我如何不想她》《红豆词》这些中国艺术歌曲，也都有不逊于《送别》的文化史。这些交汇为中国艺术歌曲的文化史，可以用于观察与讨论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国艺术歌曲的文化史不仅是跨文化实践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艺术歌曲参与并塑造现代中国的历史。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