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到万家》:乡村要振兴,法治不可少!
——专访导演郑晓龙
栏目:专访
作者:本报记者 丁薇 实习记者 史雅萍  来源:中国艺术报

导演郑晓龙(左)与电视剧《幸福到万家》主演刘威在说戏

  从《渴望》到《编辑部的故事》,从《北京人在纽约》到《金婚》,从《甄嬛传》到《功勋》,30多年来,电视剧中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感人的故事情节,让观众产生过强烈情感共鸣。他们一直停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同时也让大家都记住了一个名字——郑晓龙。2022年导演郑晓龙携新作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再度亮相,这部作品里不畏强权的何幸福、固执守旧的万善堂、胆小谦卑的王家父子等等,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并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郑晓龙说:“《幸福到万家》就是拍给老百姓看的。故事里人物的尊严、人格以及背后的时代精神,都有每一个普通人命运的写照。”

  《幸福到万家》讲述了农村姑娘何幸福历经事业与婚姻、爱情与亲情等多重考验,不断成长的故事。剧中,何幸福坚韧不屈、追求正义,在寻理寻法中打破了旧的精神枷锁,彰显了新时代女性的力量。同时,作品通过呈现以亲情人伦为主导的价值观念与新时代法治理念的碰撞与交锋,展现了农村在富裕后的真实境况。而作品并未一味沉溺于表现“旧”习俗与“新”观念的冲突,而是在两股力量不断和解中,表达了新时代青年为乡村经济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做出的努力。近日,郑晓龙接受《中国艺术报》记者专访,还原拍摄过程,分析创作背景,畅谈了自己的创作初衷。

  中国艺术报:《幸福到万家》可以说在前15分钟就引爆了矛盾,剧中各样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王家小门小户不敢反抗大户的背景都有所体现,剧集播出后反响热烈,请问您为什么想要拍摄《幸福到万家》这部剧?

  郑晓龙:6年前,我看到了故事大纲,讲述一个女孩法律意识的觉醒,我当时就很感兴趣。前两年有大量的作品讲述农村由穷变富的故事,但是《幸福到万家》想关注的是农村在富裕之后面对精神文明建设、法治文明建设上的落后应该怎么办。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不仅是执法人员,也包括普通人对法治的认识、法律意识的觉醒等,特别是农村女性法律意识的觉醒,对国家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另外,剧本里还讲到了农村的环境保护,传统人情社会等问题,故事矛盾冲突强烈,我就下决心拍了。

  近年来,农村发展变化很大,基层治理水平有了提高,人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变。能看到过去一些人因为贫穷从农村到城市讨生活,而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开民宿、做餐饮等创业、就业机会越来越多,一些年轻人又有了回乡发展的愿望,家乡成了他们实现个人价值人生理想的另一个天地。这部剧就很尖锐地呈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新旧碰撞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作为现实题材对于当下乡村比较真实的描写。那这些矛盾如何解决,我想,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老百姓生活当中日常遇到的具体问题应该变为一种常态,这也是依法治国非常重要的表现。所以说,创作这部作品就是为了在这方面能呈现一些有益的探索。

  中国艺术报:您在拍摄《幸福到万家》前做了哪些准备?为什么将“普法”作为重要故事线?

  郑晓龙:《幸福到万家》剧本写得很早,但里面有些案例需要结合时事来修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确定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经过讨论,我们选择了农村已经富起来,且仍存在很多落后价值观和风俗的时间段为故事背景。这时候的老百姓遇到问题不常使用法律途径来解决。比如过去村民遇到事就靠村里所谓主事人当和事佬,这是不行的。《幸福到万家》中李公安的出场就很典型,所谓“调解”就是在无法取证的情况下采用对问题双方各打50大板的办法解决问题,但是这样做模糊了是非,只有通过法律弄清事实、辨明是非、张扬公平正义,这才是法治社会,也是我们这部剧要呈现的价值理念。另外,在剧本处理过程中我们修改了万书记的人物形象,虽然他一心为老百姓,不贪不腐,但他家丑不可外扬、不能当被告的老传统根深蒂固,最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明白知法懂法的重要性。在社会发展道路上,经济富裕了,会遇到精神文明、法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跟不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也是我们要做这部剧最大的意义。

  中国艺术报:您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为了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而设计专门的情节?

  郑晓龙:说实话没有,我觉得写好人性的基本故事,就能打动观众。有人说我现在拍女性角色很在行,很受女性观众欢迎。其实我并没有故意去讨好受众,只是设身处地地为她们着想。比如剧中设计了何幸运被“闹婚”后回去洗澡的戏,何幸福和万书记的对话中说,何幸运回去以后一天洗几次澡,身上都搓红了,她对生活都产生厌恶心理了。这些没有人告诉我,但是如果你认真替何幸运想想,就会觉得她被“闹婚”的心情和难受,这些痛苦不仅来自心理,还有生理上的反应。

  中国艺术报:对于赵丽颖的出演,有何评价?在选择演员时会关注什么?

  郑晓龙:赵丽颖特别质朴,身上有一股倔劲儿,有一股蓬勃的生命力,与何幸福的性格很吻合,加上赵丽颖也做了母亲,在这方面也会有真情实感。赵丽颖不是科班出身,模仿在她身上表现得不多,她实际上是在用真情实感演她理解的人物,将角色的经历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转化为生动的表演,这是她的优点。当然也有她一开始不理解的地方,但只要理解了就会很顺畅。有很多人特别会演,眼泪说来就来,赵丽颖做不来,她一定是真的动心了才能做到。这点特别难得。我选演员得看这个人的气质和角色是不是吻合,演技外貌都在其次。目前有些剧组不由导演定演员,我认为应该把演员的选择权还给导演。因为拍摄前导演会反复看剧本,所以最清楚角色用什么演员的,应该是导演。

  中国艺术报:网络上有不少观众评价《幸福到万家》在细节方面做得很好,而您拍摄的《甄嬛传》到现在仍被观众视为经典不断回看,网络上出现不少“甄学家”。那么,当观众“戴着放大镜”追剧时,会不会给您带来一些压力?

  郑晓龙:压力一定是有的。影视作品是一个蒙太奇艺术,是流动画面的艺术,不能把它当作固定画面来看。观众一帧一帧地看,任何影片都能挑出毛病来,所以得从过程来看作品的真实。其实观众也应该这样,按照艺术规律,从流动的画面当中观看作品。

  中国艺术报:您一直在关注现实题材,您认为现实题材作品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郑晓龙:从《北京人在纽约》《渴望》开始,我就对现实题材很感兴趣,后来拍历史剧,也完全是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拍。《甄嬛传》的批判性、《芈月传》里的家国情怀,我认为都是现实主义的体现。任何一部片子都要有营养,不一定需要有多么宏观的理论,但是艺术作品对人、对人情、对人性,一定要有精神滋养,这些是最重要的东西。文艺作品对现实生活应该有真实反映,且不谈是批判或是鼓舞,至少要让人们对现实有认识价值,对时代有认识价值。这两年影视行业有一些变化,创作态度有了很大进步,人们更注重作品的品质。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多么完美地塑造别人,但我把人物的善良美好表现出来,把一些错误落后的事向观众揭露,能做好这些,文艺作品的价值作用就出来了。创作者要关注与思想精神对应的生活语言,这样真善美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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