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寻她芳踪·张爱玲》剧照

　　在几组人物情感关系中，《寻她芳踪·张爱玲》创作者找到了禁闭中的无望、被伤害的勇敢、真诚付出与决绝放弃等心理经验，从而在心理情感角度为张爱玲画了像、定了位。

　　日前，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由林蔚然与王人凡编剧、李伯男与刘昊导演、浙江话剧团呈现的《寻她芳踪·张爱玲》，是创作者在2020年张爱玲百年诞辰之际，代表“张迷”们对张爱玲进行的一次集体寻找。受疫情影响，两年后刚刚与北京观众见面。在这个以“寻找”为关键词的作品中，通过多重时空设计和对张爱玲当下影响的强调，创作者艺术化地完成了“寻找”任务。

　　戏一开场，舞台上就呈现了三个平行时空：上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 1993年的纽约；2020年的杭州。这三个时空都是物理时空，有极强的现实感，也极具代表性。它们分别是青年张爱玲横空出世的上海滩、老年张爱玲最后人生阶段的谢幕处、当代“张迷”缅怀张爱玲的聚集地。从戏份分配上看：重头戏在2020年粉丝们纪念张爱玲百年诞辰活动上，故事的生活实感和当代性也主要借助这一部分实现。上世纪30、40年代和90年代，上海、纽约两地的篇幅则非常有限。并且，这两个简写的部分主要通过旁观者叙述完成，即便张爱玲出场，也多与自己青年时代和老年时期的旁观者擦身而过，很少进行对话，从不构成实质性的人物关系。这种结构设计的奇巧之处在于：一方面突出了张爱玲的当下性，另一方面为艺术创作自由度留下了余地。

　　实话说，触碰张爱玲这样的人物，如果用传记式手法或取研究式角度，无疑是硬碰硬，即便材料扎实、逻辑缜密、见地新颖，也容易被挑刺。因为掌故多为共知，秘闻又缺乏信服力，所以不适合传记式方法；而学者的严谨与艺术的浪漫颇难在舞台上兼容，采取研究式角度则往往费力不讨好。聪明的创作者果断放弃这两种手法，将《寻她芳踪·张爱玲》作为想象、虚构、重组的艺术来经营。于是，多重时空下的“寻找”开始了。

　　跟随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和闺蜜炎樱，观众看到了上世纪30、40年代上海滩炙手可热但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张爱玲；跨越到1993年的纽约，在为见偶像一面而蹲守张爱玲公寓的粉丝小陆带领下，了解了晚年张爱玲寒简的隐居式生活状态；回到2020年，民国风情与异域假想都被当下生活取代，贴吧、团建、弹幕、直播、自媒体、网红等时代语素扑面而来，在私人物品展与贴吧活动共同构筑的充满实感与喜感的现实情境下，张爱玲在作品中被当代拥趸解读和演绎。按说，上述三个物理时空已经提供了寻找张爱玲的多元视角，但创作者更进一步，着眼张爱玲作品，既迈进了张爱玲笔下人物的心理世界，又借此搭建起张爱玲本人的心理时空。由此形成了一个时空连环套。

　　在这个时空连环套里，有时，张爱玲是自己与家庭、与上海、与笔下人物关系的冷静陈述者；有时，她与笔下人物合一，借人物表达自己的人生体认。参加贴吧活动的四个粉丝，以“戏中戏”形式演绎了《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小团圆》等三部作品片段、朗读了张爱玲经典语录。三部作品和爱玲语录的选择都极具典型性，非常有助于“寻找”过程中对张爱玲的理解与贴近。譬如曼桢被姐姐囚禁时的无助无望，不正是张爱玲被父亲囚禁时的体验？娇蕊对爱的勇敢，又何尝不是张爱玲有过的情感态度？至于九莉与邵之雍从定情到分手的过程，更是被公认充满自传色彩。创作者选择的这几个女性人物，分别是部分张爱玲的化身。她们的组合让张爱玲的面貌渐次清晰。因此，创作者无需让舞台上与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一一对应，事实上因为历史与现实的隔绝，这种愿望也很难实现；只要选对了张爱玲作品，就能找到她的代言人。在几组人物情感关系中，《寻她芳踪·张爱玲》创作者找到了禁闭中的无望、被伤害的勇敢、真诚付出与决绝放弃等心理经验，从而在心理情感角度为张爱玲画了像、定了位。而由粉丝追思会形式进入张爱玲作品，又是如此自然合理、毫不牵强。舞台上，每个粉丝都既是生活中的自己，又是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张爱玲则与自己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不断进行身份转换，这种设计进一步强化了她和自己笔下女性的同构关系。

　　尤其重要的是，粉丝追思会的设计还密切了张爱玲与当下的关系。追思会不仅要求粉丝朗读或演绎张爱玲作品，还规定他们要分享彼此的故事。而他们自己的故事，无不与张爱玲有关。粉丝的参与，拉近了张爱玲与当下现实的距离。张爱玲不是被远观的人，而是与当代阅读者生活息息相关的影响者。她不仅精准表达了尘世中挣扎的男女的情感，捕捉了他们细密的心思、复杂的情绪，而且长久影响着他们的情感态度、认知与选择。她不是教科书，不是文学史，她就是进行着的现实。她既是“此在”，也是“永在”。因此，上世纪30、40年代、上世纪90年代、新世纪的今天，乃至将来的将来，她仍会被反复阅读、讨论与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