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来即是父母的孩子，“名”一般为父母亲人所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家族当世当时的眼界和心界、人生观和期望值。

　　“名”中有伯、仲、叔、季或按照其他族谱辈分的，现在也一直延续。史书中功高勋盛的大臣，还存在皇帝也不直称其名的现象，说明于人的任何其他称呼而言，“名”最重。所以，郑重场合直呼其“名”或为不雅，甚有蔑视之嫌。不过，自己说自己的“名”，则可视为自谦。另，因为避讳皇室或尊长而后来改名者，也大有人在。而对于无字号者只能呼其名，是因为没得选。此外，还可根据是否省略姓氏，判断二者亲疏程度。

　　“字”是二十而冠后，族长或有威望的老者所赐，讲究的家族会办个仪式，称为冠礼。如其叔叔、阿姨、伯伯、师父等长辈，或同辈交好，可改称其“字”。有“字”青年，证明其已然成人，可以并需要为以后的行为负责，此为知荣辱的成长仪式。如李阳冰，字少温；颜真卿，字清臣；杜甫，字子美等——这些“字”，多数是其“名”的表注、引申或反向互补之意。也有不少书法家以“字”行，如孙过庭，“名”虔礼，过庭实则是他的“字”。

　　说到“号”，常规粗略统计，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其姓氏加上出生地地名，这种称呼相当于现在的家乡名人的意思，如赵吴兴，董华亭等，宋朝被称为“天水之朝”，也是这个意思。但对于村、镇、县、乡等小的行政区划，往往囊括的地域相对大一些，如高邮人秦观，别号淮海居士，淮海地域比高邮市三垛镇少游村大得多，且为《尚书·禹贡》中古地名，目的多为照顾当事人出身体面和“包装感”。二是代表当事人长时间宦游或者一生中相对有成就的地方，再或者是受封地，如徐会稽、颜平原、颜鲁公、朱考亭等。三是其官职称谓，如南书房行走一类，再如徐少师、杨少师、李西台、张长史、祝京兆等。四是与其工作过的部门职位有关，古代不乏有些是“戴高帽”的过誉，如米南宫，他在南宫职位并不算高。五是尊号或谥号，如宣圣、和圣、欧阳文忠、赵文敏、董文敏等。六是先自己或敬重的尊者题个斋号，然后书斋里的人自称或被称作某某室、某某斋主人的情况，直到现在于书画圈也很常见。

　　还有很多“号”为自取或他取，如归来子、陶隐居、云林子、云谷老人、白石道人、严夫民伯、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香光居士、黄山山中人。实则自取的“号”多一些，这类“号”多表示书家对佛、儒、道、杂、兵、农、法以及宇宙天地自然等，某种纯粹或几种混合价值观的彰显，即拥有某自取的“号”者，是某种价值取向的倾注和代表。另外，不同时间段用不同号的人，在某个时间段，可相对直观地映射出书法家本人的阶段性价值取向，这也对研究书法家理论和创作的学术主张和风格演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再者，书法家中一人会有很多的“号”。此类人相对“多变” ，有一种“去年的衣服配不上现在的自己的气质”的感觉，也常常能反映出其在该行业中不断探索和调整的轨迹。另外，很多书法家学人会共用一个号，反映其在某个时间段，与前人精神的相通点和效仿性，或可简单理解为那时的偶像或心慕手追、“相爱相杀”一类，如董文敏与赵文敏。

　　古人“字”“号”能有很多个，那么文献中不断转变同一个人的称谓，实乃常见。一般意义上，前人私家著述提及古人，多用其“字”“号”、官职、地望、谥号等，原因有三：一是为了尊重，二是炫博，三是行文避免重复。也有著作中目录的题例直接书写书法家姓名，具体章节与行文中会使用多种称呼的，如马宗霍的《书林澡鉴》《书林记事》等，因为这类总结性的书论著作，必然会有引用归纳前人研究，所以是为记录传抄和承袭。此外，还有尽可能全力以“字”“号”行文者，如《画禅室随笔》以及董其昌的诸多按评题跋。所以，文献中提到“黄庭坚”，有时写作涪翁、黔安居士、黄太史等。

　　还有的称呼，与书法家本身的“名、字、号”无直接关系，如长公、次公、少公等。当然，并不是所有名字中带“长、次、少”都是因为长幼排序，并且即便称为“长”的，也有非常规用法，如苏轼本是苏洵第二子，轼兄早夭，后人称苏轼为苏长公，以表秩序和尊长。还有像在朱长文《墨池编》目录里的记录，历代书法家都是直书其“名”，而在罗列他自己写的《续书断》时，署名却是他自取的“号”——灊溪隐夫。

　　虽然用书法家的“字”和“号”表尊重，但现在的正规学术著作却也还是多直接用前贤的“名”，原因如下：著书和行文的原则是简捷客观，古人“字”“号”容易混乱，史上有“文忠”一堆、“云林子”若干。“黄门令”有可能说的是史游，有可能是他人，还要根据设置文字的不同时代节点和从事领域自行判断。直接用“名”，毕竟可以省去不少麻烦，也更清晰，所以，在这类意义上，针对直接用“名”，而归纳为对古人不敬不免狭隘。

　　在口头语言中，有“字”“号”者，长辈、平辈都可以直呼。对晚辈或后人而言，有官职的叫官职，有辈分的可根据辈分叫伯、叔之类。书面语言提及某人可称呼“字”“号”，长辈、平辈、甚至晚辈后人都可写入文中。所以，该小文研究范畴为归纳文献中的习惯用法，因为口头语更复杂，几乎口头说不清。另外，文中所举书法家例子，多来自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相对往后的历史时期，再往上追溯，单单古人的姓、氏，如孔、姬、周、嬴等也异常复杂，要理清也是小切入点的大学问，所以，此处研究范围只得一再缩小并往简化方向梳理。

　　关于书家“名、字、号”这一小的研究点，从文明传承的客观角度来看，书法文献的认知断层，或可找到一个很基础却又很有效的突破点，否则，多数古文献所记录，让人不知所云。古文献中还常出现研究同一个人却让人以为是多个人，又存在同一文中出现多个称谓却不知所说为同一个人，如《山谷自论》中提到的“苏才翁子美”，言何人，言几人，如何断句？诸如此类随眼所见问题，虽基础却也容易被人质疑所做学问的可靠性。

　　再者，研究古人名之外的“字”与“号”，还可提供一种思路，如早些年讨论当代书法还有无“南北书派”区别话题时，对古今书法家出生、生活地域也期待有个相对清晰的梳理。地域、名、字、号、考上进士的年龄，考完授予的编撰还是编修，以及官职的具体工作事务、升迁史等，虽然都不是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决定一切的要害，却如血液毛发般，有过对人之容貌与性情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