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山水画家杨留义以恢宏巨制与气象盛大的城市风光写意而闻名于当代画坛，近年来，他的一系列作品奠定了其作为城市山水画家的地位和声誉。他笔下的城市山水画，表现的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高度融合后的雄浑博大，反映的是艺术家在提炼生活后的迁想妙得。杨留义的城市山水画艺术尽显出山川悠远、长风浩荡的宏大气势与境界，以感性生动的生命形式，概括了山高水长与群峰巍峨的辽远与阔大，营造的是大山大水的苍茫情调，流露出的是深层的生命旋律。

　　应该说，杨留义城市山水画创作初衷是源于现代文化语境的启发和影响，因为其思维方式、形式语言、笔墨技法、价值观念和文本结构等等，无不深受20世纪末兴起的“城市文化研究”的影响和启发，甚至可以说，是对全球文化乃至全球文化景观的回应。

　　具体而言，杨留义近年的一系列精心绘制的城市山水作品问世，并以此享誉画坛，不是偶然的。画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每幅作品都是在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苦苦求索中完成的，而每幅作品的完成对画家而言都是一次更迭，技法的提升、精神的升华和从物象到心象的超越。因此，杨留义作品的艺术特征，具有文化的意味、实践性的特点、笔墨技法的创新，以及开放性的特征。而在实际上，画家面对庞大的城市及其文化氛围时，总是要把人类历史累积的文化成果转换为话语资源，进而展开对城市风光与城市文化的多向度阅读与理解，寻绎创作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并在更为深广的语境中赋予城市风光以新的质素与时空关系。显而易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城市山水”想象、理解与运用，其着意点与归宿无不存在很大差异，但我们仍可发现它们的共通之处，比如在对城市风光的南北、东西地域性的差异、互补性和过渡性的考察中，将静止的“城市画面”同活动着的“世界”结合起来进行视觉诠释，以及物质与人的互换互证……它们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画家笔下的城市风光，正完成着从物象到心象的升华，将城市风光这一“凝固的音乐”篇章变为可感、可观的现实与想象交互的动人诗篇。

　　当然，从物象的原生态转化为艺术作品，是要经过艺术思维这一审美中介得以实现的。或者说，正是艺术思维带着丰富多彩的生活素材经过画家头脑和笔墨提炼才得以走进艺术殿堂，最终凝结为独特的、有别于生活原样的新的艺术文本。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像《燕山揽胜图》《澳门吉祥》《魅力北京世博园》《天骄西藏》《古都西安》这样的鸿篇巨制，靠的是画家极强的艺术想象力、感悟能力的细微与丰富，使之在“创造性思维”的空间里获得生命活力，其笔下艺术必然体现为文本与情思交织而产生的丰厚并茂，蕴含沉郁的内力，令人常读常新。

　　物象一经提升为心象及其有机整合，便会自然生出一种将天地元气与人的精神气貌相比拟的联想与直观的特点。在《澳门吉祥》中，映入观者视野的是澳门回归祖国后的繁荣景象与蓬勃发展的生机，在2.8米的长度和1.1米的高度中，鳞次栉比的建筑在高低错落中，沿濠江两岸排开和延伸，画面基本按中国山水画的“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进行结构和铺排。《燕山揽胜图》以火红的色调，寓意着江山永固与坚不可摧的信念，画面基调明朗高昂，突破了山水画一向以“水墨为上”的黑白城市，使笔墨色彩融于一体，在淋漓酣畅之中，给人以神采飞扬、意境旷远之感。在《魅力北京世博园》中，显而易见的是，画家在虚松的用笔中，把握着中国画应有的审美意蕴和生命价值。

　　不言而喻，在城市山水画创作中，杨留义在心灵上暗合着自然的节拍，在精神上追求在万物中找到自我的存在；在这一层面上，使得他的作品充盈着时代与现实的气息，又显现并洋溢着属于他个人内心意绪的特点。透过他的一系列城市山水画作品，我们不仅读到画家个人的心胸与襟怀的阔大与坦荡，还能感受到画家把生活本质与艺术本质合一的处理手法，当然，这一切属于画家个人，更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如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样，杨留义城市山水画的高明之处在于画家独辟了一条通向“由小到大”“平中见奇”“以技入境”的个人化道路，使作品远离了一时一地的历史表象，而成为一种内涵层次丰富的心象表达和展示。

　　杨留义是一位艺术觉醒者，他远离了山水常态化的套路和模式，实现了对山水物性的超越。他用生命诗意和生命情调来观照万物的现实细节，于是在他营造的山水世界中漫患出不易察觉的沉郁、坚定和蓬勃诗意，其中的民族热情、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成为其表达上的主色调。作为成熟的中国画家，杨留义是一位很有追求和自觉理念的艺术家，他对自然山水的察觉和本质性的触摸，以及他对世界的诗意理解和智性的创作态度，都使他的城市山水画作品抵达了“回到艺术本质”的单纯和纯正，显示出明显的新锐性和创造性。

　　（作者系美术评论家、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