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高，特别是面对我国民间文艺多样性、多元化、多变性等特征，亟待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理论。民间文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意志、人民的生产劳动、人民的情感和审美需求是民间文艺发展的土壤，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确立提出了时代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引领，顺应新时代我国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民间文艺学科发展的需要，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理论中，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民间文艺生态体系，脚踏实地深入到民间文艺实践中，与具体实践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观获得“日日新，又日新”的生命活力。
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形成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把民间文学视作自己的思想文化资源，因为它具有最直接的人民性，最全面地体现人民意志和审美、情感，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人民则是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在民间文学领域，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看到了人民的智慧，更看到了它的文化功能和社会价值。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形成于当时的欧洲，却又超越当时的时空。在一百多年的不断实践与理论探索中，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也不断发展进步。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后，我们党和人民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果。早在20世纪世界风云变幻之际，中国的有识之士一边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一边发展本土民间文学，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雏形。之后，阿英、向林冰、何其芳等同志搜集民间文学资料、总结民间文艺活动经验，使得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运用民间文学宣传抗日救国，促进民间文艺从理论走到实践，融入了中华民族追求自由解放的伟大事业中。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已经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深入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理论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在新的发展阶段，知名民间文艺学专家高有鹏将十余年的研究心血汇聚成一部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著作，把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一书内容丰赡，以多侧面理论、多样性案例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发展。其中，第一、二、五、七章主要为理论探索，其他章节则结合我国民间文艺实践具体而深入地分析。作者首先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学科的人民性与学科建构，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学科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理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论在民间文艺学领域具有恒久的适用性。高有鹏指出，当前许多人过于简单地理解国际化与保持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走进了认知误区。为此，更需要马克思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指导，以保证我国民间文艺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就学科结构而言，作者坚持唯物主义的民间文艺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在历史和实践中形成与发展来自人民，充满活力；认为马克思民间文艺学对文化发展的指导意义体现在看见“差异性”。从横向而言，看见差异、承认差异是各个民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基础。从纵向而言，以历史的差异为鉴可以知得失，可以总结经验和教训，正视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作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源于欧洲，需要与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学理论进行有机结合，而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也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两者相辅相成，为中国人民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思想文化资源。
同时，作者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学科思想理论体系建立的三个重要背景，即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近代文化思潮与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追求。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不排斥外来文化。虽然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过生搬硬套，但随着国力的不断发展、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和学科逐渐理论化、系统化等等，双向交流代替了单方面学习，让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迈上了新高度。
高有鹏注重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理论与我国民间文艺实践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理论进行具体实践分析，如在《延安民间文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一章中，作者论述了延安时期民间文学对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传承发展，指出解析延安社会、重塑延安传统对当代民间文艺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在《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记忆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一章中，作者列举了诸如“礼失而求诸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观，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儒家提出的“礼失而求诸野”强调向他人向人民学习的精神，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也需要向民间汲取营养，不断倾听人民的呼声，理解人民群众的情感和审美诉求。作者还注重近代以来农民运动中的民间文学发展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农民起义与近代民间文学问题》一章中，作者深入研究了如何对待历史发展中的农民起义问题——以人民大众的评价为依据，而不简单根据历史材料说话，强调那些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改变的民间文学的重要性。现代革命运动中的红色歌谣是民间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和传承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成功应用，流传在中央苏区及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它宣传革命、鼓舞人心，是抗战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成功实践。
作者还将中国的原始崇拜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理论建立了联系，突出了中国与西方神话话语体系的不同，如在创世神话方面，中国“更完整地显示了自然崇拜的天地日月等自然观念”。而神话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常常是集体性的、不自觉的，对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在《神话重构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文化发展理论》一章中，作者将神话与马克思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相融，关注神话中人民大众的力量，以及神话对人类文明的特殊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面对神话的复活问题》一章中，作者认为“神话复活”是对人类童年的怀念与留恋，而这种民间文艺的发展与社会统治者的倡导密不可分。作者以班固写《汉书》为例，指出一切历史的记述都有着认同与选择的因素，以神话增强历史叙事的文化感染力，从社会风俗比较不同民族的风情，是中国民间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作者还探讨了古老的神话传说如何转变为社会文化发展中的民族精神，如何发挥神话的当代价值，以及民族文学作为文化遗产的特殊意义及其再叙说的重要性，等等。
高有鹏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时代化、中国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一书理论完整、论述系统、案例丰富，构建了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观。
（江凌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吴家琳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