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鲜明的“中国话语”展现“中国精神”
——张小夫谈2021版“梵天净土”多媒体交响乐音乐会
栏目:创作谈
作者:本报记者 蒲波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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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如何在电子音乐创作中用鲜明的中国话语展现“中国精神”?这是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小夫在近30年的电子音乐创作中所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在日前再度呈现于公众面前的“梵天净土”多媒体交响乐音乐会的作品中,他的音乐理念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p>
<p>  2021版“梵天净土”多媒体交响乐音乐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音乐会由《诺日朗》《风马旗》和《雅鲁藏布》3部不同演出样态、各具风采的多媒体交响乐构成。演出现场安置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声道全景声沉浸式电子音乐”声音投射、扩散系统。有高清LED超大屏视觉影像配合,现场交响乐团与沉浸式的声、光、影的交互构建了“视听一体”的超级艺术体验。</p>
<p><strong>  &gt;&gt;解决视听同步问题,朝着精细化方向做更多调整</strong></p>
<p>  “梵天净土”多媒体交响乐音乐会中的3个作品《诺日朗》《风马旗》《雅鲁藏布》,从2016年第一次获得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艺术——交响乐作品”项目资助开始,就在不断调整、不断提升,新的创作始终没有停止。《诺日朗》最早的版本是1996年的,《风马旗》最早的版本是2016年的,而《雅鲁藏布》的最早版本是2001年的。该音乐会2019年作为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目进入精品打造阶段。</p>
<p>  “多媒体交响乐作品是一个新的音乐品种。传统交响乐,大家都比较熟悉,主要是管弦乐队,顶多加上声乐。而多媒体交响乐是让交响乐队和电子音乐、视觉影像做结合。比如,《风马旗》中有视觉影像、管弦乐队、电子音乐和人声演唱4种不同的艺术表达元素,而且每一种元素都不是简单的点缀,而是作为主要的表达手段。因此,多媒体交响乐的创作与呈现就比传统交响乐复杂很多。”张小夫说。</p>
<p>  2021版《风马旗》的视觉影像全部重新制作,主要是解决“视听同步”问题,也就是人声与乐队的音乐语言和视觉影像语言的同步和统一问题。张小夫说:“我们需要使这4种不同的表现元素能够形成一种艺术合力,产生‘1+1+1+1’大于4且等于一个全新的‘1’这样的结果。‘大于4’就是4种元素加在一起,要大于简单相加的外部呈现效果;‘等于1’实际上是要把这4种元素变成一个更立体的‘1’、更交响的‘1’和更深刻的‘1’。2021版《风马旗》乐队部分有所提升,与人声部分、电子音乐部分紧紧‘咬合’成一个音乐整体。视觉影像部分则完全按照音乐整体的段落结构、节奏韵律和起承转合的运动‘同呼吸’‘共进退’。音视频同步性的彻底解决,对于作品质量的整体提升功不可没。”</p>
<p>  《诺日朗》是张小夫的代表作品,也是张小夫所有作品里演出版本最多的一部作品,至少有七八个不同的演出版本:有纯粹的电子音乐版,有电子音乐加打击乐版,有电子音乐加视觉影像版,有现场打击乐、视觉影像加现代舞的音乐剧场版,还有一个舞蹈演员表演或者多个舞蹈演员表演等不同的演出样貌变化。“2021版《诺日朗》的电子音乐和打击乐部分在结构上朝着更精细化的方向做了很多调整,视觉影像几乎重新制作,完全按照电子音乐的交响乐结构样式重新做了结构的细化和画面语言的精细处理,使得主题材料更加清晰。每个乐章所使用的材料都更加单纯,而变化、展开又更加丰富。”</p>
<p>  张小夫说:“多媒体交响乐是21世纪的交响乐‘新品种’,与传统交响乐的一大不同在于:传统多乐章交响乐的乐章都是分开的,每个乐章中间都要停顿,而多媒体交响乐则顺应大的时代节奏而更加紧凑、精致,既有结构内的乐章划分又常常取消了乐章间的休息,把不同乐章间的对比和反差‘浓缩’在统一的前提下而得到更好的艺术呈现;在演出载体上也不局限于传统管弦乐,比如可以全部用打击乐,甚至没有声学乐器而全部由电子音乐来表达……”2021版《诺日朗》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要求影像材料跟音乐能够在结构上、节奏上、艺术表达意象上完全同步。“三人组打击乐和一人组打击乐各有特色:一人组给予独奏打击乐演奏家充分的个人技巧表演发挥空间;三人组则更强调音乐的交响性——打击乐和打击乐之间的交响、三人打击乐和电子音乐之间的交响、电子音乐和视觉影像之间的交响,这几重交响聚合在一起就体现了多媒体交响乐的‘交响化思维’。这不单体现在单纯的声音方面、视觉方面,更体现在视听一体化方面”。</p>
<p>  《雅鲁藏布》是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资助项目。张小夫于2017年开始着手创作,力图融合更多民族语言,甚至是原生态的声音,来彰显作品的民族性和文化自信。他说:“2021版更多从整体结构上考虑如何让视觉艺术家更加理解交响乐的结构。这是一部长达40多分钟、6个乐章的大型交响乐,如何在每个乐章里既能体现本乐章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同时又能彰显6个乐章之间相互关联、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创作构思呢?为此,我们做了视觉影像的细化、乐队演奏的细化和原生态民歌、说唱、诵经等具有鲜明藏文化符号意义的全景声音响投射的‘张扬’。视听表达与交响乐团的深度交互使这部作品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p>
<p><strong>  &gt;&gt;用母语说话,以艺术创新引领时代风尚</strong></p>
<p>  用鲜明的中国话语来展现中国精神,是2021版“梵天净土”多媒体交响乐音乐会音乐创作上整体的一个理念追求。早在十几年前,张小夫就明确地提出“要用母语说话,构建自己的音乐语境”。 “我当时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现代音乐作品过多地强调音乐的现代性,强调跟国际接轨,而且很多作品是以西方的审美标准作为最初立意和创作基础的。”他认为,“用母语说话”是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因为现在大多数中国作曲家还在沿用西方大小调体系,包括现代音乐无调性、12音整体序列等技术语言。这些和中国文化、中国音乐语言实际上是有着很大的区别。</p>
<p>  张小夫是在法国学的电子音乐,他说:“法国是电子音乐的发源地,其电子音乐理念超前、技术超前,很多作品特别抽象、特别前卫,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纯粹、绝对和极致的听觉艺术的思维。现代音乐能不能被观众所理解?现代音乐要表达的除了技术层面的突破之外,能不能在精神层面、文化层面进行真正的深度展示和开掘?我觉得这些问题一直是现代音乐绕不开的。我从法国回来已经快30年了,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在创作里面不断反思:如何能够提炼出来具有个性化的语言,而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我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通过音乐语言的构建体现中国精神,用鲜明的民族音乐语言形成音乐特色。”</p>
<p>  张小夫从器乐写作和电子音乐声音构建两个方面详谈了此次音乐会的“中国特色”。</p>
<p>  首先,在器乐写作方面,张小夫用“五声性”动机构建主题语汇来体现语言的民族性。两部以人声和器乐为主的作品——《风马旗》和《雅鲁藏布》都是用一个大二度音程做音乐动机。“二度音程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音程,表面上看这是用西方交响乐的主题动机构建,然后展开、裂变,但作品中内含的语言完全是民族化的语言。大二度的音程其实就是五度相生两次所产生的结果。我的所有的音乐语汇都是以大二度的音程关系来构建作品里不同乐章的多个不同主题,但是所构建的音乐形象、音乐主题却是各具风采。这样就体现了整体材料的统一性,又能够产生各个乐章之间的对比和它的丰富性。”</p>
<p>  从《风马旗》的声乐歌唱到《雅鲁藏布》的器乐旋律,“如果把音乐语言再细化,可以说,作品从语汇出发到语法,直至到最终的语境构建,都尽量体现中国特色。语法是指音乐的发展方法,我借鉴了西方不同时期的作曲技法,更重要的是采用了中国特有的‘五声性’变奏方式、多样化的‘加花’扩展方式。”张小夫特别强调,运用的是鲜明的“五声性”旋法特点,而不是一般意义的五声音阶。“因为在我的‘五声性’的创作理念中,是五度相生的律学原理和由四、五度框架构建的基本旋法,而不是一般意义的五声音阶的5个音。‘五声性’的旋法扩展可以产生6个音、7个音和更多的音。我在不同作品各个局部的调里面、各个不同的展开阶段里用不同的旋法和方式来体现语言构建的民族性。比方说,主要音程关系是纯四五度的框架,可以两次相生获得大二度、三次相生获得小三度,同时又可以扩展到不同的调、不同的区域里,体现音乐色彩的变化和音乐本身不断向前推进的内在张力,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平衡感”。</p>
<p>  其次,在电子音乐的声音构成方面,作品融入具有鲜明符号特性的声音来构建中国话语、体现中国精神。“电子音乐的声音既可以使用抽象的声音,也可以使用具象的声音。西方电子音乐大部分都是用抽象的声音,我在法国学习的时候也是用大量抽象的声音来做练习,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可以用具有鲜明符号特性的声音来扩展联想空间,构建中国话语。”张小夫举例道,《诺日朗》里诵经的声音,《风马旗》里铃铛的声音、磬的声音,《雅鲁藏布》里的原生态民歌如《牛皮船歌》《酒歌》《锅庄》等。“这些音乐语言,体现的是中国精神。我用‘母语说话’这样的音乐理念来构建自己的音乐语境,通过理念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最终来展现艺术的创新——这种艺术创新具体到这场音乐会中就是强化多媒体交响乐的音乐表现样态,其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色是一种融合创新的探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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